2003年，中央取消了夏季到北戴河辦公的規定。黨、政、人大、政協、軍五大領導班子夏季不再到北戴河辦公。同時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在此期間外出和休假，均須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執行，不得擅去北戴河等地。被稱爲“夏都”的北戴河，其“夏都”身份開始成爲歷史……
“夏都”之名
提起北戴河，可謂是家喻戶曉。它是渤海灣金項鍊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北戴河位於秦皇島市西南部，東起狼牙山橋，西至戴河口，海岸線長約15公里，是享譽海內外的旅遊避暑勝地。1979年被國務院公佈爲首批國家級重點風景名勝區。1991年被評爲“中國旅遊勝地四十佳”之一。然而，關心政治的人提到北戴河，重視的是它的政治色彩，因爲它曾被稱爲中國的“夏都”。
“夏都”之名的獲得，主要是因爲中共中央於1954年設立的北戴河暑期辦公制度。在這裏曾經產生許多重大的決策和重大事件，在這裏曾導演出共和國曆史舞臺上一幕幕悲歡交織的生動圖景，這些都使得北戴河同釣魚臺、人民大會堂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引發後人無盡的追思。
北戴河休養所的設置
解放之初的北戴河海濱，便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視。1949年4月，解放軍軍管會接收鐵路賓館、蓮蓬醫院和交通株式會社社員休養所，一些對革命有過貢獻的、患有慢性病的領導幹部以及傷殘人士在此得到妥善照顧。在爲領導幹部選擇療養之地時，作爲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首先考慮到職工羣衆的療養問題。
第一所療養院：中國鐵路總工會
1949年成立了中國鐵路總工會北戴河肺結核療養院，這是在北戴河海邊建立的第一所工人療養院。1950年初，又在北戴河海濱建立了外交人員休養所，休養接收了位於東經路、東一路、東二路、保二路、保三路和中海灘一帶的別墅34幢，開始接待當時與我國建交的蘇聯、東歐等國的駐華使節。
當時，北戴河的主要建築是北洋軍閥時期外國人在那裏建的那些高矮不一、造型別致、風格不同的別墅，以及日本人佔領期間和國民黨統治期間又增蓋的一些小別墅。新中國成立之後建的並不多，主要考慮當地氣候潮溼，可供度假的時間也不長。1960年的北戴河十里長灘，大體可以分爲三個部分：東面屬於東山區，北京軍區、河北省在那裏蓋了一些房子，基本上屬於河北省；中區是北戴河的市區，50年代和60年代還是小鎮，國務院政府機關在那裏蓋了一些房子，作爲夏天休假的地方；西區是屬於中直機關的，也稱中直機關療養院，由中央辦公廳管理。再往西就是部隊的房子，總參、總後、總政在哪裏有些別墅，但是不太多，當時還比較荒涼，最熱鬧的當屬於中區。
中央所在的西區比較安靜，中區和西區之間是隔離的，有警衛人員守衛。在西區的山坡上有一塊比較平坦的地方，蓋了一個禮堂。文藝演出、看電影、娛樂活動都在那裏。禮堂的東面是毛澤東的住地，那是一排比較寬大的平房，即中直療養院1號樓。房子東頭是住宿的地方，西頭是會客的地方，中間是書房和飯廳。劉少奇住在半山腰的別墅裏，中央其他幾位領導人都圍繞在小禮堂周圍的別墅裏，多數是平房，個別的是樓房。只有周恩來總理和董必武住在靠近海的馬路旁，都是兩層樓的別墅。
那些年，作爲一種禮遇，北戴河接待着全國的勞動模範、戰鬥英雄；作爲一種榮譽，北戴河成爲黨和國家領導人避暑辦公的指定地點。至於北戴河外交館的誕生，則標誌着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爲他的尊貴客人、友人提供的一種方便和尊敬。賓館作爲國家外交部所屬的爲外交路線服務的重要場所，體現了中國人民對外友好以及國家主權的尊嚴。
朱德：第一個住在北戴河的中央領導
1949年6月，當時因身體不太好而不主持重要工作的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來到北戴河海濱。他是第一個來此的中央領導人，住在原鐵路賓館1號樓。此後，朱德幾乎每年都來北戴河休息療養，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他曾對其夫人康克清感慨說：“這座山很理想，我死了若能放在這個山上是最好啦。”話雖如此，這位老革命家仍本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的精神，響應毛澤東關於黨的領導人死後應火化的號召，沒有土葬。
毛澤東：天天都去游泳
解放初的新中國，百廢待興，中央領導人忙碌萬分，只要身體能夠支持，絕不休養。毛澤東雖久聞北戴河之名，也非常愛好游泳，卻在解放後的4年多都沒有去離北京很近的北戴河。
毛澤東第一次去北戴河是在1954年4月。住的是“章家樓”。出於一種習慣，毛澤東不愛住洋樓別墅，願意住平房，但是卻喜歡房間高大寬敞。正是如此，中直療養院建造了一號樓，實際上是一排平房，這就成了毛主席每年過來避暑辦公的地方。
毛澤東自1954年4月首次到北戴河一遊後，這一年夏天又到此住了很長時間，直至9月間。其他領導人回北京後，他仍留在那裏，可見非常喜歡此地。
對於那年夏天的情景，當時在毛澤東身邊的保健醫生徐濤在他的回憶錄中有生動的記載。
1954年，毛澤東來到北戴河，就在北戴河辦公。考慮到他以後會經常到此，中直療養院專門爲他修建了一號樓。這一年夏天，中央首長來得特別多，開會也方便。每天工作之餘，毛澤東一定要去遊一次泳。那一年游泳，有幾件事留給我印象特別深。
毛澤東遊泳喜歡熱鬧，尤其喜歡和年輕小夥子姑娘們成羣結夥地遊。這時他便會精神抖擻，談笑風生。他側泳仰泳，自然輕鬆，一邊遊一邊和年輕人聊天，興致極高。
一天，他游到興頭上，舊話重提，忽然朝我喊：“小徐，你不是遊得好嗎？我們比一比。”行啊，我們比速度。“我朝他靠近。”你聰明，我也不傻。我不跟你比速度，我跟你比耐力，比持久。“”那不行，比賽都是比速度。“ 我知道毛澤東下了水就不願上岸，就那麼不停地遊。我可不行，時間一長非抽筋不可。”你別騙我，有比速度的就有比耐力的。要達到勝利的彼岸，首先必須有耐力。要堅持時間長，要遊得遠才行。
毛澤東不慌不忙只管向遠處遊。他游泳的輕鬆自如完全如他後來在詞中所寫那樣：“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半小時後，我堅持不住了，氣喘吁吁爬上船，乘船隨毛澤東遨遊大海。毛澤東指指我挖苦道：“他很進化麼，很有辦法，遊不過岸就划船劃過岸。”大家都笑。許多人遊不了多久也得上船喘口氣，然後再下水陪毛澤東遊。毛澤東每次游泳只下一次水，下去就要遊個夠。不夠不上岸，上了岸便不再下水。無論走路游泳，他都是那句話：“我這個人不喜歡幹回頭事”。像往常那樣，毛澤東遊了一個多小時，經我們一再勸說才上岸。
衛士們替毛澤東擦乾身體。毛澤東在沙灘上漫步，嘴裏唸唸有詞。他天天這樣念，有時夜裏工作疲勞，出門觀海也是這樣念，聽多了我便記住了：“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河澹澹，山島聳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那幾天，毛澤東總看《古詩源》。有一天，他讓衛士找地圖來，一邊查地圖一邊說：“曹操是來過這裏的。” 我驚訝：“曹操也來過這裏？”“當然來過，上過碣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徵烏桓，九月班師經過碣石山寫出《觀滄海》。”
這一年，毛澤東在北戴河停留最久。其他中央首長都走了，他沒有走，直到九月天涼，仍每天下海游泳。可惜他登碣石山我沒能一道去。他寫了著名的詞《浪淘沙·北戴河》。他說南唐後主李煜也寫過《浪淘沙》。李煜的詞意境和語言都好，但是風格柔靡，情緒傷感，他不喜歡。他說他還是喜歡曹操的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
我喜歡毛澤東的《浪淘沙》。特別是最後兩句，將曹操的“秋風蕭瑟”順筆一顛倒，便成了“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跟在毛澤東身邊，迎秋風聽海潮，詞中的意境和情緒感覺格外強烈，可以說動人心魄。
徐濤的這段回憶，生動地描繪出當時毛澤東的心情。此時，新中國的建設蒸蒸日上，毛澤東心情非常好。除了游泳外，還觸景生情，重新認識曹操，而且所用的標準，是破除了千年來封建文人以劉姓的漢朝爲中心的正統觀念，用的是“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制，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一生產力標準。這種正確的歷史觀，確實令當時的人耳目一新。
波瀾壯闊的北戴河不僅記錄下了一代偉人翻騰在大海里的雄姿英發，也發出了領袖氣壯山河的聲音：全國實行人民公社化；大鍊鋼鐵；炮擊金門。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雖然歷史已經將這些發自北戴河的決策檢驗清楚，但是國人依然佩服和驚歎毛澤東主席那吞吐風雲、俯仰天地的氣魄和人格魅力。
周恩來：與鄧穎超伉儷情深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領導們去北戴河的日子。可是，我們日理萬機的周總理卻總是因爲各種各樣的事情脫不開身，在北京處理各種政務，避暑自然也是讓位於工作。
在全國解放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周總理的夫人鄧穎超一直體弱多病，處於休養的狀態。自50年代中期起，她在夏季也到北戴河避暑療養，而且經常先於周總理到達北戴河。
1958年夏季，鄧穎超已經到北戴河好幾天了，約定隨後就到的周恩來總理卻遲遲沒有到。共和國日理萬機鞠躬盡瘁的總理，總是會有一些突然要處理的事情，被絆住了便無法脫身。每當這種時候，雖說已是老夫老妻，但是鄧穎超還是會對總理生出很多思念。於是每天就會往北京打一個電話。她撥通電話，只要“喂”一聲就能大致聽出周總理的身體狀況，知道是不是感冒了，是否又咳嗽了。兩個人總是這麼默契又這麼恩愛。
有一次，鄧穎超祕書張元的女兒蕭遠音教會鄧穎超唱《敖包相會》，還把“我等待着美麗的姑娘呦”，改成了“我等待着心上的人兒呦”。鄧穎超隨之給周恩來總理打電話，唱了一曲《敖包相會》。周恩來聽了很奇怪，說：“你什麼時候學會唱這首歌的？”鄧穎超說：“大米(蕭遠音)在我這兒吶，她知道我想你了，就教會我唱這首歌。她還說你聽了之後，就該過來了。”
一首《敖包相會》訴說無盡思念。志同道合的兩個人，閱遍無數人生風景，榮辱與共，一起攜手看細水長流。
江青：嫉妒王光美
中央首長們夏天常去北戴河避暑，夫人們自然也相隨，在這裏成了相互往來的場所。然而，個別時候也會出現一些嫉妒等心理不平衡現象。這一點，在江青身上體現得最爲明顯。
江青自全國解放後，就長期處於養病狀態，4次去蘇聯治病。她因做放射性化療，身體反應比較大，回國後也很少同毛澤東在一起，而經常單獨到南方療養。據當事者回憶，江青有時也到北戴河海濱來，游泳卻不多，經常是在海邊曬太陽。
江青游泳水平不行，只會“狗刨”。當時浴場裏的女人會遊的不會遊的都很多，大家一般都並不在意自己遊得是否難看。可是江青卻不然，她有一種特殊的自尊心，特別是一看到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下海游泳，更是看不慣。王光美會蛙泳、側泳和仰泳，江青看到王光美會遊這幾種姿式，鼻子裏哼一聲，不屑去看第二眼。
據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江青在延安時便表現出強烈的嫉妒心，看不得別的女人比自己穿得漂亮。毛澤東也批評她，就是容不得別人比自己好。江青這些毛病表現在北戴河的浴場，畢竟還沒有什麼。後來此種心理用於“文化大革命”那種反常狀態下的政治鬥爭，便發展成爲一種迫害狂，不僅王光美等人遭難，全黨和全國人民都深受其害。
林彪：北戴河96號樓的最後時刻
1971年夏秋之交的北戴河，十分安靜。多數地段都是人去樓空。在原來的中央常委中，毛主席由於年紀已大，身體日衰，更願意去南方而不是北戴河休養。周恩來總理自“文化大革命”後一人撐起主管國家經濟運轉的重任，日夜奔忙沒有閒暇，根本沒有時間去北戴河休養。而鄧小平、劉少奇都被錯誤的打倒，陳雲也“靠邊站”，朱德總司令則被當成“老右”的代表，夏天偶爾還會來北戴河住上一段時間。此時的中央領導人中在北戴河居住時間最多的是林彪。
當時林彪住在距北戴河西海灘兩公里處的聯峯山松樹叢中，那是一幢兩層的小樓，爲中直療養院96號樓(現在編爲62號).
進入1971年9月的北戴河，海水已經變得很涼，原本就寥寥無幾的療養者，此時更是紛紛離開。只有在96號樓( 現在稱62號樓)居住的林彪仍冷冷清清地紋絲不動，旁邊有一批中央警衛團的部隊在守衛。
此刻沒有人知道，這實際已是林彪、葉羣生命中的最後時光，大概也是他們一生中最緊張的一個時節。
在“九一三”事件前的7天裏，林彪、葉羣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進行頻繁的祕密聯繫。根據軍委電話總機話務員的通話記錄單記載，7天中，他們之間通過軍委電話總機接轉的電話有51次，還不包括自動電話。其中，葉羣在北戴河用保密機與黃、吳、邱通話31次，通話時間合計948分鐘，即將近16小時，相當於兩個工作日。
再細看一下，其中通話時間超過50分鐘的有8次，最長的一次135分鐘。他們在講什麼呢？據後來審判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法庭證實，葉羣主要向林彪信任的“四員大將”瞭解毛澤東南巡時的講話，以及北京的政治動向。至於林立果一夥“小艦隊”想採取暗害手段對付毛澤東，現在還找不到證據說明黃、吳、李、邱4人預先知道，因此“兩案”的判罪書中也未列入此4人。不過林彪、葉羣顯然也明白，如果大事成功，這幾個老部屬和有特殊關係者自然會跟着他走。
從外部傳來的消息中，林彪、葉羣知道了毛澤東在南巡時“打招呼”，實際上是要高級幹部同林彪劃清界限。這預示着，不但順理成章接領袖的班已不可能，現有地位也難保了！
9月7日上午9時50分左右，葉羣叫祕書通知留在北京的祕書，把俄華字典、英華字典、俄語和英語會話讓飛機帶來。到了這天晚間，9月7日晚約21點30分，總參二部的一位參謀照例給葉羣“講課”，原定是講馬其頓王亞力山大或美國電影《巴頓將軍》，可是葉羣卻突然拿着《世界地圖集》，問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蘇聯軍隊，中蘇、中蒙邊境地區有多少蘇聯軍隊。
葉羣這裏把主要注意力轉向飛行，在北京的空軍辦公室副主任、那個林立果最鐵桿的夥伴周宇馳也同樣專心於此。他在北京找原空軍司令部原航行局局長尚登峨，要他搞一本蘇聯航班地圖。
9月9日上午11點30分左右，葉羣又要祕書通知留在北京的祕書，把有關中美關係的文件送來。
9月9日上午，那個幾天來最積極活動的周宇馳又佈置許秀緒搞一份東北、華北、西北地區的雷達兵部署圖。這天晚21時，周宇馳又佈置當時已成爲他“小艦隊”成員的空軍司令部情報技偵處副處長王永奎搞一份作導航用的周圍國家廣播電臺頻率表。這些東西，自然馬上能搞到。
9月10日上午，周宇馳要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珉把“福建、江西、廣東、廣西的一、二、三級機場的位置、長度、寬度拿個單子”給他。一會兒要北，一會兒又要南，可能還在多方考慮逃跑方向。
9月11日上午11時左右，葉羣要祕書通知留在北京的祕書，把全軍副軍以上幹部名冊、部隊部署情況登記表以及全軍幹部工作座談會的全套文件送來。
據揭發材料稱，9月11日當天，在空軍辦公大樓西側三樓南側最西頭的辦公室裏，“小艦隊”的王飛、於新野按照周宇馳的佈置，研究確定“機關”南逃廣州的人員名單和行動計劃。
據說，他們先研究了總的名單，然後研究了分別隨同黃、吳、李、邱上飛機的分組名單，研究了通知南逃人員的方法，去機場車輛的安排，集中地點，還確定了分別對黃、吳、李、邱的祕書和司機“做工作”的人。在這中間，王飛叫鄭興和以“首長打靶”爲名，到警衛營取手槍30支，子彈2000多發，衝鋒槍2支，子彈200發，裝到車上。
王飛還提出，會議結束後，他要帶幾個人去西郊機場，實地察看一下人員集中的地點和上飛機的位置。並計劃在第二天凌晨人員集中後，由他進行簡單“動員”後向大家發槍。
據揭發材料稱，北京的“小艦隊”當時準備南逃廣州，然而這邊的林彪、葉羣卻選擇了另外一條路。
1971年9月12日，天色漸黑時分，林彪、葉羣正在密室中忙着商議出路，可是從表面看96號樓卻是十分平靜。在這裏服務的工作人員，只感到林彪夫婦情緒有點不對，卻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當天，林彪、葉羣在接到林立果馬上要飛來北戴河的電話後，耍了一個花招，宣佈當天晚上他們的女兒林立衡要與其戀愛對象張清林舉行訂婚儀式。葉羣指示祕書和工作人員說，不請人吃飯，但要準備好煙、酒、糖果、茶等，另外再準備兩部電影招待大家。他們這樣做，看來是要轉移工作人員的注意力，掩蓋他們的陰謀活動。
無心看電影的林立衡走出門去卻聽到林彪、葉羣、林立果3個人在一起談話，隱隱約約地聽他們說，要去什麼地方。林立衡聽到這些話，心裏很緊張。她馬上去向當時在北戴河保衛林彪的8341部隊的副團長張宏和二大隊的隊長姜作壽報告。姜作壽聽到林立衡的報告後，二大隊長姜作壽立即打電話將情況報告給在北京的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張耀祠。張耀祠立即趕到汪東興的辦公室，據汪東興回憶錄上記載，他當時馬上打電話找周恩來。當時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主持討論將在四屆全國人大會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聽到林立衡報告的情況後，周恩來馬上問汪東興：“報告可靠嗎？”汪東興回答說：“可靠。”周恩來馬上囑咐說：“你馬上打電話通知張宏，如果有新的情況，立即報告。”汪東興和張耀祠隨後時時守在辦公室的電話機旁，過一會兒張宏又來電話報告說：林立衡還報告，她聽接林立果的汽車司機講，林立果是乘專機從北京來的，這架專機現在就停在山海關機場。由於林立衡的報告，周恩來得知了林立果是乘專機去北戴河，山海關停有專機的重要情況，馬上緊張起來。他安排其他人繼續開會，自己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的一間小房子裏處理北戴河方面的問題。
周恩來又打電話給汪東興，要求立即轉告北戴河的張宏。讓他查一查，山海關是不是有一架專機，如果有什麼新情況，馬上向他報告。張宏很快答覆說，他已問過山海關機場。確實有一架專機，專機的機組人員正在休息，這個機場歸海軍管理。
放下這個電話，周恩來又拿起通往海軍的電話。因爲山海關機場是海軍航空兵的一個機場，所以周恩來讓海軍政委、實際上主持海軍工作的李作鵬也查一查256號飛機是否在山海關。隔了一會兒，李作鵬、吳法憲相繼向周恩來總理回電話報告情況。李作鵬說：“下午到山海關的那架飛機，現在還在那裏。”吳法憲說：“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確實有一架飛機到山海關。胡萍說是改裝好了試飛。我讓飛回來，胡萍說飛機出了故障，飛不回來了。”
周恩來馬上對吳法憲說：“那架飛機修好了，馬上飛回來，但飛機上不準帶任何人。”接着，他還指示吳法憲立即到北京西郊機場去查明情況，又派中央警衛局負責人楊德中去西郊機場寸步不離地“協助”吳法憲。與此同時，周恩來還派李德生到空軍負責指揮，派紀登奎到北京軍區加強指揮，因爲吳法憲與林彪有特殊關係，自然令人信不過。周恩來放下電話，覺得還不放心，又打電話告訴李作鵬，讓他向山海關機場傳達了一個命令：“山海關機場的那架飛機要有周總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4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
李作鵬接到周恩來讓他向山海關機場傳達命令的電話後，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裏可能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與這位“副統帥”多年的特殊關係使其難以自拔。李作鵬又聯繫到9月6日通過黃永勝透露給林彪的關於毛澤東巡視南方的談話，他對周恩來追查256號飛機感到很不尋常，而且感到害怕。李作鵬出於同林彪的特殊關係，此時站到自己效忠的“首長”一邊，爲此玩了一個花招。他拿起電話，要通山海關機場調度室，說道：“那架飛機的行動要聽北京周總理、總長、吳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4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飛才能放飛，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飛。”周恩來的命令經李作鵬這麼一改，“4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變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飛才能放飛”。後來，這成爲林彪能夠逃走的重要原因，也是李作鵬的一項重要罪狀。
北戴河合影：周恩來(右一 )黃敬(右二)韓文信(右三)陳毅(左二)鄧穎超 (左一)
得知了山海關機場有飛機這一情況，晚上11點半鐘，周恩來親自打電話給葉羣。據當事者記述，通話內容是這樣的：周恩來問葉羣說：“林副主席好不好呀？”葉羣說：“林副主席很好。”周恩來問葉羣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專機。葉羣說她不知道。葉羣稍微頓了一下後，又改口對周恩來說：“有，有一架專機，是我兒子坐着來的。是他父親說，如果明天天氣好的話，他要上天轉一轉。”周恩來在電話裏又問葉羣：“是不是要去別的地方？”葉羣回答周恩來說：“原來想去大連，這裏的天氣有些冷了。”周恩來說：“晚上飛行不安全。”葉羣說：“我們晚上不飛，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氣好了，再飛。”周恩來又說：“別飛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氣象情況掌握好。”接着，周恩來還說：“需要的話，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恩來提出要去北戴河，這一下子葉羣慌了起來。她馬上勸周恩來不要到北戴河來，說什麼：“你到北戴河來，林彪就緊張，林彪會更不安。總之，總理不要來。”
當時周恩來說的這番話，並不是想穩住林彪、葉羣，而是確實打算去北戴河，爲此已經讓楊德中準備飛機。周恩來已經想到林彪有外逃的可能，於是他要求立即準備兩架飛機，並說“如果林彪要起飛，我到山海關機場去攔他。”
在這緊要的關頭，周恩來還是想阻止這位黨章上寫着的“副統帥”、“接班人”走上絕路。對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演，周恩來在很大程度上並不以爲然，這次是爲維護黨的利益和威信所採取的行動。
據李文普回憶說，周恩來總理打過電話後，林彪坐在沙發那裏，他那張蠟白的臉變得更白了，他說：“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準備一下東西，馬上就走。”葉羣也驚慌地說：“越快越好。”林彪命令一下，96號樓便開始忙了。大家都不知道爲什麼要走的這麼慌張。
林彪一行強行開車離開96號樓，向北戴河海邊衝去，直接上了256號飛機，強行離開山海關機場後，便走上了一條不歸路。現在的96號樓，滿目瘡痍，破敗不堪。
鄧小平：浴場“會見”羣衆
鄧小平對北戴河海濱很熟悉，很有感情，他特別酷愛這裏的大海。每年到達北戴河的當天，他都要下海，離去的那天，他還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捨不得放棄。在浴場，小平同志喜歡與羣衆打成一片，上岸休息時經常向他們揮揮手，有時還要交談上一會兒，給人們留下美好的回憶。1980年8月4日上午，小平同志在西山浴場暢遊了近兩個小時，上岸換好衣服後，小平同志與夫人卓琳以及女兒一起在浴場過道里休息。遊人們知道鄧小平在這裏，都放慢了腳步，熱切地向過道里張望，想看上一眼這位舉國尊敬的領導人。似乎是看透了遊客們的心思，鄧小平示意卓琳往旁邊坐坐，敞開遊人的視線，這樣就一下子拉近了黨和國家領導與普通人民羣衆之間的距離。過了一會兒，小平同志走向浴場陽臺，坐在藤椅上觀賞海景。他不時地環顧一下週圍的遊人，發現很多人都在他坐的地方拍照，但距離太遠了，有幾個人似乎還想再走近一些。看到這種情況，他叫來警衛人員，讓他們去請遊人們過來拍一張合影，並親自選了一個有臺階的地方，又請了一位當地的攝影師。大家上前就位，小平同志然後對攝影師提出一個要求：“大家都不擋住纔好。”照完相，又囑咐攝影師說：“合影要收工本費，每人一張照片。”參加這次合影的遊人都是湊巧碰上的，大多是來自清華、北大的學生，也有一些工人、幹部和解放軍戰士。小平同志的“會見”和言語讓每個人都很激動，大家高興地長時間鼓掌致意。
北戴河何去何從
1984年：北戴河18年中斷辦公後再度恢復
中共中央自1954年建立的北戴河暑期辦公制度，持續到1965年夏天。這一年夏天國內經濟狀態大有好轉，政治氣氛卻顯得沉悶，尤其是在毛澤東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後，許多幹部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不正常，交際大大減少。大多數電影和戲劇因被打上“封、資、修”的標籤而被禁，這使海濱劇場也顯得單調和冷清。北戴河海濱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後一個夏天，中央來的領導人已不多，預示着一場人爲的風暴將會來臨。
自1965年11月至1966年7月，毛澤東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有8個月住在南方不回北京，返京後直接在中南海領導運動，也不再來北戴河。在1966年，以中共中央發出的“五一六通知”爲標誌，“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隨後中央機關內也捲起相互攻擊、揭發和貼大字報的風潮，以致“當權派”們幾乎人人自危。在這樣一個夏季到來時，到北戴河避暑根本無從談起。原來設立的暑期工作委員會也隨着“文化大革命”的到來而取消。北戴河的暑期辦公制度就此中斷了18年，然而此間中共中央在那裏召開的諸多會議和留下的重大決策，卻留在了史冊之上，值得人們認真地反思……
上世紀70年代末，隨着“文化大革命”被否定，大批曾受到衝擊的老幹部得到平反，中央和地方的療養院又重新收歸各個部門，過去的療養制度又逐漸恢復。一些年事已高的中央負責人在夏天到北戴河半休養半辦公，國內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動、重要決策又開始和北戴河有關。
1983年爲了整頓社會治安而進行“嚴打”的決定就出自北戴河。同年，當時的國務院領導到秦皇島視察，說明暑期中共中央。國務院要在北戴河辦公。從1984年開始，北戴河再次被稱爲中國的“夏都”，不僅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人夏季到此辦公，包括中顧委的領導都來此辦公休養。爲適應形勢發展，自70年代末，國務院也開始對外賓休養所陳舊的房屋設施進行改造，新建了一些二至三層的新式樓房，每逢假期，又能供越來越多的駐北京的他國外交人員在此休息。爲了更好的適應改革開放的大發展，1987年將外交人員休養所正式更名爲外交賓館。
1983年鄧小平到北戴河居住，於7月31日視察秦皇島；1984年8月16日，鄧小平在北戴河接見了諾貝爾獎獲得者美籍物理學家丁肇中；1985年7月21日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見了日本參議院院長木村睦男；同年8月1日，鄧小平會見了日本公明黨訪華團，強調了改革開放是堅定不移的；1987年7月24日，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見了14位對國家的科學技術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的自然科學技術工作者；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再次來到北戴河，這是他生命中最後一次來到這裏，默默的告別大海
除鄧小平外，其他很多中央領導人也在北戴河一邊休養一邊辦公，尤其是整個90年代，北戴河的夏季都成爲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等單位在暑期辦公的重要地點，很多領導人在炎熱的夏季都在此一邊辦公一邊游泳，處理了諸多重大事務。這些領導人有胡耀邦、楊尚昆、萬里、張愛萍、田紀雲、李鵬、谷牧、廖漢生、康克清、丁關根、溫家寶等等，北戴河成爲了夏季中共中央處理內政外交的辦公場所，是名符其實的“夏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