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女神節”，炒個應景的冷飯，說說幾個早期（這裏的“早期”我定義在1949年以前）來華的外國女攝影師。
按照有些極端女權主義者的看法，在攝影師之前冠個“女”字就有“歧視女性”的嫌疑：男女平等，憑什麼攝影師要區分男女？！我得強調下自己的立場，從來沒有歧視女性，特別是在攝影師這個職業上。不過不能否認的是，過去在國外男女所受教育不同，女性學習的內容往往有針對性。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社會的觀察，無論視角或是關注點，女性多多少少與男性會有不同，反映到照片上，男女攝影師拍攝的照片自然也會不同。這種不同，正好給所有看照片的人，無論男女，提供更多元看待我們這個世界的角度。最後落在“中國”這個話題上，複雜的、多層次的社會現實，只有通過女攝影師們的母性來補全，有時候這種關切、關注和關心是男同胞們無法做到的。這樣一來，早期來華的女攝影師們拍攝的照片就成爲獨一無二的中國影像檔案。當然，我並不是想否定中國本土產出的女攝影師們的貢獻，但攝影術作爲舶來品，外國人對此的掌握有先天的優勢，女性也更早地獲得她們應有的社會地位，更重要的是，從1870-1940年代，各個時期都有外國女攝影師來華，無論活動的時間還是活動的範圍，都領先於中國最早的女攝影師們。今天就選五位在不同時期有代表性的女攝影師。
說是“炒冷飯”，是因爲之前已經寫過兩位，一位是1879年首次來華的愛爾蘭人伊莎貝拉·伯德，此後又多次遊覽中國，把拍攝的照片放進她的遊記中，在世界範圍內有很大的讀者羣；另一位寫過的是法國人伊蓮娜·賀伯諾，她1933年隨外交官丈夫來到中國，1937年離開。
按在中國的活動時間來說，另外三位攝影師分別是立德夫人（Mrs. Little， 1845-1926）、小莫（Hedda Morrison， 1908-1991）和克萊爾·魯斯（Clare Boothe Luce， 1903-1987）。這裏面小莫已經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了，她的粉絲大把大把，不用多說了，在中國的活動時間主要是1933-1946年。立德夫人也是位多產的作家，看過她的書的人想必很多。她原名阿麗莎·海倫·諾瓦·畢維克（Alicia Helen Neva Bewicke），她祖籍英國，出生在西班牙的馬德里，20歲後搬回倫敦，1886年與在中國經商的阿奇博爾德·約翰·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 1838-1908）結婚，第二年一起回到中國，在那裏生活了二十年，直到1907年護送生病的丈夫歸國。說到立德先生，他在1898年參與外國輪船首次通航三峽。立德夫人在中國時走訪了很多地方，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她還參觀了紫禁城並拍攝了照片，很有可能是第一位在中國皇宮拍攝照片的女攝影師。立德夫人在中國最大的貢獻是1902年她在上海期間對“天足會”的推動，幫助提高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聯想起前段時間新聞裏說中國某地把纏足當作傳統文化撿起來給小孩子裹腳，真是愚昧的可怕！
等待工作的苦力，上海
看戲
一戶有錢人家的客廳
長江邊的縴夫
中國西部“天足”運動的領袖及其家人，不過我看三名婦女都是纏足
最後一位要說的克萊爾·魯斯是亨利·魯斯的夫人，她的丈夫正是創辦《生活》（LIFE）畫刊的那位魯斯。克萊爾1941年隨丈夫訪問中國，並採訪了蔣介石。同年6月30日的《生活》刊登了魯斯的採訪稿，配圖均由克萊爾所攝，有重慶的街景、駐渝的外國記者、日軍對重慶的大轟炸等等。1953年克萊爾還被任命爲美國駐意大利大使，也可稱得上是女性參政議政的典範了。上世紀四十年代還有去延安的外國女攝影師，比如史沫特萊和斯諾的夫人海倫，關於她們的介紹很多很多，在中國的時間和克萊爾有重疊，就不在這裏說了。
孔祥熙
被日軍轟炸後燃起熊熊大火的重慶
亨利·魯斯（右）在重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