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家鑫該不該被判極刑，司法判決已被一層層法律之外的東西裹住。
中國社會正在經歷依法治國的真正啓蒙運動，法治雖已倡導很久，但它的尺度在很長時間由行政當局把握。互聯網帶來了公衆對司法過程的圍觀和意見表達，司法公正受到空前的輿論推動，何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藥家鑫案這類“網絡關注大案”不斷修正、積累全社會的認識。
作爲外部並不專業的力量，輿論的壓力曾對司法判決產生過正面及反面的效果，但總體看，輿論壓力帶來的正面推動是主流。讓輿論長期圍在法院四周對鞏固中國的司法公正是好事，不能因爲出現一些負面效果，就試圖讓輿論走開。
然而輿論要不斷成熟，反思、總結曾經造成的每一次誤導。這樣的例子是有的，比如張金柱死刑案受到大量爭議，佘祥林蹲了11年冤獄，輿論也是主要推手。
必須承認中國司法公正的基礎並不牢固，社會有着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影響司法判決的廣泛猜測，儘管事實未必就是這樣。輿論既極大限制了這樣的操作空間，又容易以自己的聲勢和不專業形成“民意騷擾”，法院面臨的考驗是，它要在輿論的監督下，拒絕輿論本身有時會“有些粗暴”的干涉。
這將是中國司法和輿論之間漫長的互動過程，如果互動得好，司法將變得更廉潔，更專心致志，也必然更加公正。如果互動得不好，輿論就會變得傲慢，試圖控制一切，那些組成輿論的細小單元，就成了一方面被有形或無形的力量控制，一方面又要控制別人的“廣大羣衆”。
輿論的質量，關鍵還在於司法部門的質量，讓輿論本身理性並自我約束是很難的，它的理性，有一部分要靠司法部門來提供。司法接受監督，但要敢於拒絕輿論的過分要求，敢於說實話，獨立判決，輿論一時不理解，但它的反思會逐漸形成，它會慢慢找到監督和干涉之間的邊界。
更何況，輿論並不等於民意，即使是民意，它的正確性和穩定性也遠不及法律，穩定的民意可以對法律的演進產生影響，但針對具體案例的民意，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樣的話我們再也不能說了。
誰都有可能犯錯誤，甚至法律也有漏洞，但法律的尊嚴與它是不是十全十美的沒有絕對關係，當前維護法律的尊嚴對中國社會比什麼都重要。藥家鑫案的討論已經足夠多了，讓我們現在共同來看法院怎麼判，當最終判決出來後，持不同意見的人也應對它給予尊重，而不是繼續製造輿論，努力證明自己是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