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2日，第69屆戛納電影節頒獎禮後的新聞發佈會，評委從臺側魚貫入場，臺下記者們用噓聲抗議他們的選擇。
在記者和影評人的調侃中，戛納素有“定律”：糟糕的選片中可能產生最美好的獲獎名單，反之亦然。如果說每年的獎項名單都有“意外”，今年的“意外”格外爆冷。範霍文的《她》、阿莫多瓦的《胡麗葉塔》、賈木什的《帕特森》……熱門大作紛紛鎩羽而歸，一些爭議強烈或者根本沒被期待的作品卻榜上有名。加上最佳導演“雙黃獎”稀釋含金量，澳大利亞導演喬治·米勒擔任主席的評審團，交出的這份獎單沒能真實反映本屆影展的高質量選片，引來記者的不解和憤憤不平。
美國演員西恩·潘執導的新作《最後的模樣》，被貼上本屆影展“最爛參賽影片”標籤。影片演員陣容超豪華，奧斯卡影帝影后、戛納影帝影后都有；題材也足夠讓人期待——非洲戰亂和血腥屠殺下的人道援助。人們期待一部政治力作的問世，戰爭卻淪爲導演鏡頭下蒼白愛情故事的背景。主次顛倒、不合時宜地消費戰爭苦難，成爲影評人最難以接受的立場問題。
《最後的模樣》成爲戛納場刊影評人打分歷史上最低的作品。Indiewire影評人Eric Kohn評價它：“哪怕沒有那些刻意和煽情的對白，以及蠢笨的劇本，《最後的模樣》從籌備開始也是註定失敗，潘沒能力覺察到這一點。這是他最糟糕的一部作品。”
德國女導演瑪倫·阿德（Maren Ade）的首次戛納亮相則驚豔而火爆。她執導的《託尼·厄德曼》講述一個退休的父親，幫助時刻處於緊張壓力下、完全被工作控制的商界精英女兒重新找回生活的意義。片中笑料不斷，下一分鐘永遠有驚喜，兩處精彩的高潮引來觀衆集體歡呼鼓掌和放聲大笑，這在戛納極其罕見。精彩的父女對手戲，親情感人又有對生活的思辨。今年德國雖然只此一部作品征戰金棕櫚，卻來勢兇猛，在各類評分表上遙遙領先，創下影展史上的最高分紀錄。《託尼·厄德曼》最後顆粒無收，令記者和影評人難以理解大呼“醜聞”。
賈克琳·喬斯憑藉菲律賓導演曼多薩的新作《羅莎媽媽》獲得戛納影后桂冠，這連她本人都沒有想到。片中她扮演一個充滿勇氣的母親，可惜《羅莎媽媽》在導演的作品履歷中算不上出彩之作，影展反響平平。唯一獲得兩個獎項（最佳編劇和最佳男演員）的伊朗作品《推銷員》，也沒有達到導演前作《一次別離》的水準。
羅馬尼亞電影歷史深厚，近十年被稱爲“聚男小編潮”的年輕導演及作品冒頭，尤其令人矚目。2007年聚男小編潮領軍人物克里斯蒂安·蒙吉以《四月三週兩天》斬獲戛納金棕櫚，克里斯蒂·普優等年輕導演在戛納不時有佳作斬獲獎項，長鏡頭、肩扛攝影成爲他們社會題材寫實作品常用的表現手法。世界第二大電影市場的中國缺席今年戛納，這個東歐小國卻有兩部優質作品入圍主競賽。
不過藝術電影在羅馬尼亞的形勢也不樂觀。蒙吉對媒體說，羅馬尼亞多廳院線興起，成爲好萊塢和商業大片的競技場，觀衆更多是選擇娛樂消遣。蒙吉不止一次表示，鼓勵藝術創新是件長期複雜的工作，需要國家政策扶持，以及對觀衆觀影素質的教育培養。
韓國電影的表現依然突出。樸贊鬱的《小姐》入圍主競賽，延尚昊的《釜山行》入圍一種關注單元，羅泓軫的《哭聲》在午夜展映單元。電影工業已臻完善，重視劇本創作和打磨，強烈的導演風格，融入血漿、暴力、性等商業元素，這些特徵使韓國電影的類型片在戛納佔據一席之地。
今年戛納的電影宮，許多次當“水族館”的音樂聲響起，電影正片開始前的大銀幕上總能看到一個陌生的名字——伍迪·艾倫的開幕影片《咖啡公社》、尼古拉斯·溫丁·弗雷恩的《霓虹惡魔》、樸贊鬱的《小姐》、賈木什的《帕特森》，以及展映單元關於“朋克教父”伊基·波普的紀錄片《Gimme danger》，都出自一家網絡投資方：“亞馬遜影業”。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家制片公司可以有如此多的作品同時入圍戛納。
戛納電影節總代表弗雷茂對媒體說：“亞馬遜負責電影的人買了伍迪·艾倫和弗雷恩的作品，說明他們是影迷。”亞馬遜影業的製片負責人泰德·荷普說：“‘導演’是公司的工作重心，我們支持表現手法獨特、打上作者烙印的有抱負的作品。這也正是戛納的選片標準。”
亞馬遜影業走傳統電影製作流程，並在網絡放映之前保證90天的院線放映期。而此前進入歐洲市場的奈飛公司（Netflix）獨重網絡放映，被看作是在摧毀歐洲的電影生態系統，遭到抵制。歐洲大陸看重傳統電影製作發行，亞馬遜在戛納的強勢出現不足爲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