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兩年一度的港滬國際肝病大會在港舉行。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們再次將脂肪肝納入重點討論的範圍。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頒佈的最新版《國際疾病分類》，脂肪肝已被明確定義爲一種疾病，而不是想當然的僅僅依靠食物和運動就能解決的某種症狀。
近年來，臨牀上的脂肪肝患者激增。據統計，在上海的成人脂肪肝患病率已達15.35%。按全市人口1600萬換算，上海目前患脂肪肝的人數約有250萬人。在這個羣體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年輕人。
鵝肝、肥牛片、扎啤……
“茲茲！”
B超掃過肝臟，在屏幕上呈現出“衛星雲圖”，幾秒鐘後，影象變幻成點狀，並加快了頻率。隨着射線轉移到不同區域，波段逐漸衰退減弱。
醫生用冷靜的語調宣佈結果。蔡培林一時有點錯愕，然後看到手裏的白色診斷書上，清晰地寫着三個字：脂肪肝。
這個時候，需要我們補充一點專業知識。當B超針對肝臟的檢查過程中，只要影像上肝實質呈點狀高回聲，同時肝深部回聲衰減速或肝內血管顯示不清，只要符合這兩項標準，就可診斷爲脂肪肝。很遺憾，蔡培林“中標”了。
在潦草字跡中，他還找到了一個阿拉伯數字：35%，這是根據超聲波和醫學標準換算出來的肝脂總量值。醫院走廊的牆壁上的衛生常識宣傳海報，上面寫着，正常人的肝內總脂量，約佔肝重的5%。
這也就意味着，在蔡培林那小小的肝臟內部，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重量，已屬於脂肪們的天下。樂觀的他開始想象，有那麼多甘油三酯和脂酸分子在體內狂歡，這實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是的，它們的聚會早就在進行了，但也許是從兩個半小時前纔開始。
在匆匆結束了一場會議後，蔡培林終於出現在朋友的飯桌上。遲到的代價是，罰酒三杯。冰涼的液體順喉嚨而下，一路激發出細胞們的熱辣迴應。在鐵板上烤得吱吱作響的鵝肝、肥牛片，剛剛從烤箱裏端出來的海鮮意式披薩，鮮紅肥厚的金槍魚和酥脆的天婦羅炸蝦，如自來水般流淌的扎啤，以及絲滑細膩的焦糖奶油冰淇淋……
蔡培林正身處這個城市最流行的一家自助餐廳。下着小雨的悶熱的週五傍晚，每一條道路都被亮着刺眼紅燈的汽車塞滿，如此一個明亮、涼爽、飄散着食物香氣和悅耳音樂的所在，猶如天堂。身邊人們的臉上都是歡愉的神情，在面對吃完便被迅速補充的美食，大家唯一恨的，或許只是自己的胃口太小。
而這，只是他長期以來眼花繚亂的飲食生活中的毫不起眼的小片段。
年輕，所以“不設防”
此時，白建行的煩惱要略多些。雖然拿到同樣一紙診斷，但他的較真讓他的錯愕和想象力變得更加具體。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頒佈的最新版《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脂肪肝是明確的疾病名稱，主碼是k76。001。世界主要衛生組織都相繼制定了脂肪肝的防治指南，2006年，我國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學會組組織國內有關專家，在參考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按照循證醫學的原則，分別制定了《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診療指南》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診療指南》兩部重要規範化文件，成爲我國診療脂肪肝的標準。
毫不誇張地說，脂肪肝是世界公認的一種肝臟疾病，並且已被認爲是隱蔽性肝硬化的常見原因；其中，超過50%的人更是糖尿病的後備軍。
上海市肝病防治中心主任瞿瑤解釋說，脂肪肝是一種常見肝病，並且可以通過及時診治使其逆轉。通俗點說，只要認真對待，就能讓它自然恢復。
可這個結果還是越來越讓白建行吃驚。一直以來，他都以爲脂肪肝離自己很遠：還算年輕，看上去似乎不胖，直系親屬中沒有一個脂肪肝病人，不抽菸，一週或許還能抽空去次健身房，除了有點貪口腹之慾――在這個美食風行的年代實在算不了什麼，況且“怎麼吃也不見胖”又是太方便的藉口――你覺得自己過着完美的健康生活。
數字卻說，他錯了。
更可怕的是，當白建行走進酒吧時，血糖值等指標再健康不過。但是那感覺並不好，飢餓、被工作壓力糾纏的壞情緒、甚至沿途空氣中氤氳的悶熱，一切似乎都那麼糟糕，只有幾杯酒、一盤高脂高熱的食物下肚，暖意和幸福感才緩緩從體內發散。
脂肪肝患者中胖子佔三分之一
誰又能否認，這種對酒精和肉食的渴盼和需求不是存在於我們的血液中呢？
1962年，美國遺傳學家JamesNeel 提出“節儉基因”的理論，在他看來，先天基因是解釋現代社會中類似糖尿病、脂肪肝等疾病激增的關鍵。
在漫長的進化過程中，食物缺乏一直是人類面臨的最主要威脅，由於食物供應的不確定性和食物不能被長期保留，人類一直過着飽一頓，飢幾頓的生活，能夠最大限度有效利用食物的個體從而擁有生存上的優勢。在經歷了反覆的饑荒選擇後，具有生存優勢的個體和他們體內的基因，就會通過自然選擇的方式被保留下來。
上海公共衛生中心主任醫師巫善明進一步解釋，這些同胰島素分泌有關的基因就是所謂的“節儉基因”，它們可以在飽餐一頓後刺激大量分泌胰島素，從而最大限度地轉化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雖然這樣做的代價是可能導致肥胖，但它對肌體的危害，卻直到中年後纔會表現出來。在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時間裏，人的平均壽命不到30歲。
換句話說，這其實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允許我們肥胖的基因，而肥胖是非酒精性脂肪肝最常見和較肯定的危險因素。有資料顯示，80例脂肪肝患者中伴有肥胖佔27例，比例爲33。8％；109例肥胖兼高血脂症的患者，檢出脂肪肝56例，比例爲51%。
但事實卻不盡如此。
“酒精性”發病率迅速上升
肥胖並不是引發脂肪肝的唯一原因，還有酒精，這個損害肝臟的第一殺手。由飲酒而引發的脂肪肝稱爲酒精性脂肪肝，東方肝膽醫院綜合治療科黃耀介紹，70%-95%慢性嗜酒者有不同程度的脂肪肝。
酒精進入身體後，在肝臟內經過一系列的生化過程，最終轉化爲甘油三脂。長期大量飲酒必然會有大量甘油三脂堆積在肝臟之中，逐漸形成脂肪肝。同時，酒精對肝細胞的毒性使肝細胞對脂肪酸的分解和代謝發生障礙，引起肝內脂肪沉積而造成脂肪肝。飲酒越多，脂肪肝也就越嚴重。
有一項調查指出：二十世紀60年代的酒精性肝硬化與其他病因的肝硬化相比，歐洲佔42%，美洲66%，亞洲11%，而中國不足5%。黃耀表示，“但近年來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飲食結構的改變和酒精飲料消費的日益增長，酒精性脂肪肝的發病率在我國迅速上升。”
至此，我們至少明白了脂肪肝的兩大罪魁禍首：無規律無節制的進食和酒精。但瞿瑤介紹，營養不良也會引發脂肪肝。“肥胖者容易得脂肪肝，但並不是說瘦人就不會得脂肪肝。”
據瞿瑤介紹，在體檢中常常發現有的人很瘦但也患有脂肪肝，這主要是由於長期營養物質攝入不足或吸收不良，不能滿足機體需求時導致的。長此以往便會影響脫輔基蛋白及磷脂的合成，致使脂蛋白生成不足。“有的女孩子擔心發胖，長期素食，或不吃飯，就會發生營養不良性脂肪肝。”
脂肪肝是一種“時代印記”
然而，關於脂肪肝的思考還應該更復雜而深遠。患上這種病的過程其實充滿了更宏大的時代印記。
一開始，不管是身邊人還是媒體輿論，都未覺得“脂肪肝”是一種多麼嚴重的疾病，甚至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代表着生活達到了一個富貴的生活水準。
瞿瑤清楚的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醫學書籍，不管是內科學、傳染病學、肝臟病學等學科的書籍，都有一個現象：在這些衆多的專業書籍列出的肝臟幾百種疾病中，沒有“脂肪肝”這樣一個病名，也就是說脂肪肝不是人體的一個疾病，而之後的醫學書籍中，脂肪肝這個名稱大量出現。難道人類在二十多年前沒有脂肪肝嗎？
瞿瑤說，改革開放以前，人民的生活水平尚無法完全解決溫飽，根本談不上“大魚大肉”和“飲酒如飯”，加之醫學水平的侷限，脂肪肝發病率遠低於當前，所以當時的醫學書籍中沒有“脂肪肝”這樣一個病名是很容易理解的，正如醫學書籍在1981年之前從沒有艾滋病、1989年之前從不提“丙型肝炎”一樣。1980年後，隨着超聲、CT及核磁共振檢查的普及與發展，脂肪肝逐漸引起臨牀關注。到1986年Schaffner 等提出脂肪性肝病的概念後，醫學開始真正把脂肪肝作爲一種臨牀綜合徵或獨立疾病來對待和研究。
生活方式改變引出的“悲劇”
順理成章牽引出的一個話題是：全球化帶來的生活方式改變。
或許另一個“富貴病”的數據能進行旁證。2007年全球“糖尿病”患者最多的5個國家，你會發現擁有4090萬糖尿病人的印度高居首位，其次是中國的3980萬人，接下來才輪到美國的1920萬人，俄羅斯960萬人，德國740萬人。基於人口的統計數字並不能完全說明問題，另一項數據更有說服力，在美國，“糖尿病”的主要患病人羣是收入低，受教育水平低，社會地位低的黑人、少數民族和外來移民：2006年，紐約市衛生局進行的調查顯示，在黑人和中南美移民聚居的東哈雷姆區，糖尿病患病率約爲16%到20%，而在幾條街區之隔的上東區，高檔公寓密集之處，數字僅爲1%。
世界是平的。這個理論只適用於描述全球化的一個方面，更多的影響其實在於，加速了發展中或落後國家的社會階層分化。
“在一個變化的印度，成功遵循這樣的模式：賺大錢，買車，買房，用僕人，下館子，混夜場，然後得糖尿病和脂肪肝。”《紐約時報》記者nfield筆下對印度的警告或許可以給我們同樣的啓示：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這些向富貴病迅速滑落的印度中產階級，被當成振興經濟的希望，而醫療基礎設施和保險制度遠遠不夠完善的現實，會使這些疾病變成吞噬此前積累所有財富的無底洞。這樣的悲劇正在上演。
是的。這個城市的白領們要爲堵車擔心，爲股票擔心，爲房價擔心，爲職位擔心，爲愛情擔心……上海市公共衛生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壓力會刺激人對高脂食物和酒精飲料的渴求，即使清楚它們對健康的害處。
於是，他們吸着煙，喝着酒，一整天的大部分時間都坐着：在辦公室的格子間裏，在汽車裏，在家裏對着電視的沙發上。
可事實上，作爲流行病所帶來的種種危害信息，早就已經開始被傳達和轉告。2005年，世界衛生組織發佈了一份題爲《預防慢性病，一項至關重要的投資》的報告，其中一個與中國有關的數字龐大得令人吃驚：5580億美元，大約3.9萬億人民幣。這是中國從2005年到2015年，由於糖尿病和脂肪肝等導致過早死亡而將損失的國民收入估值。值得注意的是，糖尿病和脂肪肝是互爲因果的兩種疾病。
最後，被低估的，是人們不斷犧牲的健康，還是這個社會的承受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