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人發病時，有定點的傳染病醫院針對艾滋病施救。尚未發病的感染者有其它疾患需要手術，到非定點的綜合性醫院就診時，往往會被以各種形式和理由拒診。
染艾滋遭拒診
今年4月，鬧得沸沸揚揚的華西醫院被稱拒診血管瘤事件發生在成都，一年前，本報關注的感染者曉峯被拒診肺癌在天津，三年前，本報所寫的艾滋女孩小布顱底腫瘤被拒診發生在上海，而這，只是冰山一角。
正如陝西愛之家感染者支持組織負責人吳勇所言，“拒診”事件並非一時一地的個案。甚至，不只是發生在非定點醫院。近日，微博上熱傳拒診肝癌患者的長沙某醫院就是定點醫院，當事人“槓槓”記錄道，“然後我坦白了攜帶者的身份，醫生收回了住院單，說聯繫一下感染科看看，手術還是外科做。主任說，留下號碼等消息。兩天過去，電話沒有消息，我又找到主任，答覆是，阻力相當大。”
而在上海，儘管定點醫院的條件較好，感染者阿健表示，“很多時候，非定點醫院會要病友轉診到這家醫院。而這唯一定點收治感染者的醫院畢竟最擅長感染病的治療、且牀位有限，對其他各科的診療水平也與大型綜合醫院或專科醫院相比有些差距。
有限的互助
遭遇拒診，感染者會如何應對？吳勇解釋，在以往，被拒診者罕有站出來討說法的，因爲害怕被過度關注、隱私曝光。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拒診者通過微博平臺給醫院輿論壓力來維權，他們拖着病體在微博上即時更新進展，靠有影響力的圈內大號轉發獲得關注，同時尋求感染者支持組織輔導和協調。
“前年，我們跟西安市衛生局協調以後，安排了10多個拖了很久的病友做手術，又爲157個病友提供了諮詢幫助，去年又是150多個，”吳勇表示，雖然自己花了大量時間在幫助病友應對“拒診”上，面對數量衆多、四處碰壁的病友，自己提供的幫助有限且滯後。“我們有些病友得了肛腸類疾病，從小病拖成肛瘻，一直找不到肯開刀的醫院,日常生活中有體液滲出時，他們就只好先用衛生巾墊着。”
染艾滋遭拒診
記者在網上看到一份拒診應對指南，名爲《突破生命之困，給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解決手術難問題的建議》，詳盡羅列了與“拒診”相關的法律條例和知識經驗。該指南被轉載了360次，一位轉發者留言：“再好好學習下。也再發出一點聲音，即使，很微弱。”
非定點之惑
國家衛計委發佈《衛生部關於加強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醫療服務工作的通知》，其中寫道：醫療機構要嚴格落實首診（問）負責制。對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諉或者拒絕診治。在不具備提供相關醫療服務診療條件時，醫療機構要及時將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轉診至定點醫院，或向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報告，由衛生行政部門協調轉診等相關事宜。
既然已有明文強調“首診負責”制、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諉，那麼在“拒診”、“轉診”事件中，非定點醫院都是怎麼說的？今年4月華西醫院某位醫生公開發文表示，醫院並沒有拒診，之所以在知道病人爲感染者後將手術改爲觀察，是因爲知道感染者身份後，手術風險增大，需要“重新評估手術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上海某三級甲等醫院一位外科醫生則表示，“不是我們醫護人員懼怕艾滋病，而是我們不是傳染病醫院，不具備條件，不知道怎麼做防護、消毒措施，特別是爲了防止交叉傳染，所以要轉診”。
那麼，對於艾滋病毒，應該做到怎樣的措施？是否非定點醫院確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北京佑安醫院醫生張可回答，“埃博拉和非典國際上有指導的防護措施，但對艾滋病沒有，它的防護措施和爲乙肝、丙肝病人治療時是一樣的。”上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吳凡也表示，“就一般的消毒隔離措施就可以了”，艾滋病毒的生存能力比肝炎病毒還差，一般醫院都可以做到對艾滋病毒的消毒措施。
醫者的挑戰
“醫生也確實面臨相當的風險。”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教授姜慶五說，即便在發達國家，也沒有更好的保護措施，正在進行外科手術的醫生依然可能被手術刀割破手套、割傷手指，“但是不能因此就拋棄患者，還是要正面對待。所以一定要嚴格執行規程，其實不論是否面對艾滋病人都應該注意防護。”姜慶五表示，應該在醫護人員中加強宣傳培訓。
醫護人員的憂慮是實實在在的。“我給一位HIV病人做過胃大切手術。手套戴兩層，刷手刷好幾遍。下臺之後，渾身冷汗。”一位微博名爲“魯醫生”的武漢三甲醫院住院醫生說，外科醫生動手術割到手，是家常便飯的事。“讀了20年書，好不容易拿到全國前幾醫學院的博士，纔開始獨立行醫生涯沒多久，我承認我擔不起這種手一滑就可能毀一生的風險。”
資料顯示，我國艾滋病職業暴露事件平均每年約500-700起，而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主任吳尊友亦曾表示，如果在職業暴露事件發生後的24小時內服用抗病毒藥物，可阻斷艾滋病病毒感染。
但是，遭遇職業暴露的醫護人員，其心理負擔、服藥後身體的副作用不容忽視。“當時萬念俱灰，甚至想着安排後事了，”四年前，廣州某骨科大夫衛醫生第一次遭遇艾滋病的職業暴露。他表示，此後又經歷過兩次HIV職業暴露，心理上已經不那麼恐懼，但是服用阻斷類藥物的副作用仍然無法克服，“整整一個月，頭暈、噁心甚至嘔吐，每天回來要在牀上躺着。”
艾滋病被納入《職業病分類和目錄》；《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加強傳染病防治人員安全防護的意見》印發，參與傳染病防治工作致病、致殘、死亡的人員可參照工傷撫卹。
也許，在醫患矛盾已經非常緊張的當下，除了宣傳、培訓，給予面對職業暴露風險的醫護人員以更多的保障、關懷，會是立醫法、弘醫德這些“上層建築”最有力的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