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兩個月抓蟋蟀，收入大約有四五萬元，像平常賣早點的話，一年的收入也合不了這麼多。所以一到‘蟲季’的時候，我就會下地去抓蟋蟀。”今年二十八歲的李冬來自山東省臨清市，初中未畢業就跟隨父親“下地學技”，他抓蟋蟀已經有十三個年頭，平日裏自己經營一個早點攤，到了“蟲季”就搖身一變，成了“撬子手”（“撬子手”是蟋蟀捕手的職業稱謂）。
抓蛐蛐
從去年開始，李冬在微信上創建了蟋蟀拍賣平臺和愛好者交流羣，通過手機把抓到的蟋蟀，賣到全國各地的“蟋友”手上。據他介紹，前一晚走上幾公里的夜路能抓二十來條蟲，第二天一上午就能在微信上賣完，根據蟲子品相的不同，價格也從二十元到八千元不等。
晚上六點一刻，李冬吃了兩個韭菜盒子，帶上頭燈、捕具和衣服，驅車趕往三十里之外的一塊玉米地。一路上輕車熟路，還沒到地方，遠遠地就見幾簇白光上下閃爍。“今天我們來的稍微晚了點，這個季節，六點左右蟋蟀就出來覓食了。有時下半夜三點鐘還會來，因爲那時蟋蟀會大叫，我們能夠通過叫聲來辨別好壞。”李冬一邊挽起長袖，一邊說道。
蛐蛐十元買進轉手千元
換好衣服後，李冬便去往田埂上去了，有時還會鑽進玉米地中尋覓蟋蟀。他貓着腰、捏着碎步往前走，不時低下頭來，藉着額頭的燈光看一下地上，再繼續走。有看上的蟋蟀時，他便拿出一個小小的網罩，微微蹲下身去，小心翼翼地伸出右手罩住蟋蟀。蟋蟀被罩住後會受驚跳到網上，這時他再緩緩擡起捕具，用另一隻手掌封住下端，把蟋蟀拿到眼前細細打量，如若品相滿意，便將其收入專門收納蟋蟀的竹筒，放入囊中。
“一條蟋蟀，它在路邊，你從這裏過去它不出來，後面的人過去它就剛好出來，讓人家看到了，這是‘蟲運’。其實不是你去找蟋蟀，而是蟋蟀找你。”李冬說自己的父親已年近六十，腿腳不便，走路特別慢，曾有一次跟很多人一起下地捉蟲，唯獨他帶回來一條好蟋蟀，賣了七千塊錢。
在臨清，像李冬這樣的“撬子手”每年都超過一千人，男女老少皆有，他們平時身份各異，但每年一到了“蟲季”，就紛紛放下手頭的工作，奔赴田間地頭抓起蟋蟀來。對他們來說，把握好這兩個月的時間，可能比辛苦一年換來的報酬還要可觀。今年五十歲的趙文革是李冬的合夥人，也是他父親多年的老友，同時擔任着臨清市蟋蟀協會的辦公室主任一職。跟蟋蟀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趙文革早就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在外人看來，他應該是一眼就能把蟋蟀身上的優點缺點看個清楚，但他自己卻不這樣認爲。
“八九十年代，我們臨清有一句口號：一頭蟋蟀一頭牛，這句話一直流傳至今；現在我們還有一句話：蟋蟀，軟黃金。你看，它的重量以克計算，好的蟋蟀上萬塊，價格比金子還貴。”趙文革說道，“蟋蟀，你要是能看透了，哪個能鬥，哪個能贏，你可以拿個麻袋去背錢了，所以蟋蟀是神蟲子，看不透的。”？
早在唐宋年間，就有鬥蟋蟀的文獻記載。顧文薦《負曝雜錄》中說：唐天寶間，長安人鬥蟋成風，“鏤象牙爲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南宋之際，“蟋蟀宰相”賈似道編着的《促織經》是世界上第一部關乎蟋蟀研究的着作，後來鬥蟋蟀文化一直流傳到現代社會。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鬥蟋蟀曾被貼上過“舊文化”的標籤。改革開放後，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鬥蟋蟀又被人們重拾發揚，在一些地方變得火熱起來。
與此同時，鬥蟋蟀的這種“你死我活”的勝負存在，讓這項活動經常會與賭博扯上關係，天價蟋蟀背後往往是賭徒的投機心態。趙文革的朋友馬老闆回憶說：“我曾經花十塊錢買了一隻蟋蟀，轉手幾千元賣給了一個杭州老闆，他拿着這條蟋蟀在南京的一個賭場裏連勝十一場，贏了三百六十萬。”
跟蟋蟀打了三十多年的交道，趙文革把蟋蟀經濟中的人分爲四類：第一類是抓蟋蟀的人，他們多爲當地農民，到野地裏抓了蟋蟀再拿去賣；第二類是倒買倒賣的商人，他們對蟋蟀瞭解更深厚一些，一兩百買只蟋蟀，可以轉手高價賣出去；第三類是蟋蟀養師，他們能把蟋蟀調教的很好，通常會被人請去養蟋蟀，受人尊重；第四類就是鬥蟋蟀的人，有些是閒暇娛樂，有些則是賭徒心態，可以一擲千金。
“或許還有一種像我這樣的愛好者，抓也抓，有喜歡的也買，私下裏與朋友吃飯喝酒，也拿兩條鬥一下。”趙文革談起自己的蟋蟀心得時說，“其實真正喜歡蟋蟀的人，不會只看到金錢賭博一個方面，就算它不賣錢我也會到地裏抓上幾條。蟋蟀對我來說是一個精神支柱，以蟋會友，加之野外勞動，一身臭汗回來洗個澡，樂呵呵的心情特別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