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件事也許都是個例，將學生的死歸因於校醫顯然也有失公允。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事件的處置過程中，他們顯然沒有盡到一個醫生的責任和義務。
很多人在念書時，都有過類似的經驗。有個頭疼腦熱，寧可去大醫院求診，甚至去藥店買些藥對付，也很少去問診校醫。
爲什麼？
校醫院，常常是校方安置親屬或者“關係戶”的“風水寶地”，醫術高不高明，都吃定了這碗飯。對於這個“潛規則”，很多人心知肚明。不過，並不是所有校醫都是如此，但先驗觀點在前，對校醫不信任在先，學生捨近求遠並不難理解。
有數據顯示，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近七成發生在人羣密集的學校，應該說，校醫承擔的責任不可謂不重大。本意是方便學生就醫的校醫，卻得不到信任，這樣的形同虛設，無疑是對人力物力的浪費。這樣的南轅北轍，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怪就怪，良好的初衷，在執行中變了味。
可是，類似的南轅北轍也不少見。
便民的社區醫院在旁，公衆卻捨近求遠，起早貪黑地上大醫院排隊；本來鄰里之間的小糾紛小矛盾，完全可以通過居委會的協調解決，可現實中，恐怕動輒還是要撥個110，請警察來處置。
這樣的“小題大做”，歸根到底還是因爲不信任這些便民措施。信任，來源於能力。許久以前，無論是居委會，還是社區醫院，都有過用人看“關係”多過看實力的過往。如今，這些工作的重要性和專業性都今非昔比，對從業者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達不到公衆的要求，被“閒置”並不稀奇。
要改變“便民措施不便民”的狀況，說起來也很簡單，就是提高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用人唯能力，而不是看權力。
其實，現在的狀況是在明顯改善着。越來越多的社工專業畢業生，在社區、學校等領域進行着專業的社會服務；社區醫生的選拔也越發嚴格，越來越多的社區醫生將有在大醫院工作和培訓的經歷。儘管公衆態度的轉變仍然需要一段時間，但是，相信這樣的變化，能讓便民措施真正發揮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