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區位於北京市的東部，是北京市城近郊區中面積最大的一個區，在這裏有一羣可愛的“朝陽羣衆”。他們熱心義務巡邏，每月平均義務向警方提供線索多達兩萬餘條，這裏的大爺大媽，巡邏聊天的內容都是國家大事，下面讓我們一起看看“朝陽羣衆”的日與夜。
71歲的王愛青趴在小區值班室的窗口，一雙眼珠滋溜轉。
過去十多年裏，她的主要工作是觀察社區情況，如有“風吹草動”，立即向居委會或社區民警上報。
王愛青是“朝陽羣衆”中的一員，這是一支由北京市朝陽區居民組織而成的治安志願者隊伍。
“朝陽羣衆”被網友戲稱爲世界第五大“王牌情報組織”。
朝陽區
公開數據顯示，北京市登記在冊的“朝陽羣衆”達13萬人，相當於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有277人。其中6萬餘名活躍的“朝陽羣衆”，平均每月向朝陽警方提供線索2萬餘條。
這支民間力量已經成爲警方破案的隱形助手，集中反映的線索涉及盜銷電動自行車、街頭詐騙、反恐、公共安全、涉毒類等。甚至有網友戲稱，他們是世界第五大“王牌情報組織”。
2月16日，全國兩會前夕，王愛青代表志願者參加了社區居委會佈置治安防控的會議。任務下來了，她和其他志願者將守在社區附近的公交站路口負責“上街安全”。
對他們來說，緊張的時候又到了。
任務
一級防控的通知從多個街道下發到居委會，最後通知到每一位朝陽羣衆。
王愛青從居委會領取任務後，再派發下去。她將和社區裏的幾百名志願者輪流到大街上站崗，每人巡邏兩小時，在距離自己所在小區幾百米的街口，盯防周邊。
朝陽羣衆
三源里社區共有六個支部，分管六個路口，王愛青歸屬第一支部，一共管理七棟樓。她帶領的支部一共有23名黨員志願者，全都是過去工廠的退休職工，年齡在60歲至75歲之間。
剛過完春節，王愛青就進入了“備戰”狀態：幾個志願者戴着紅袖章往大馬路邊一站，撐一把傘，放一把椅子。至於獎勵，一瓶水或一杯茶，“老人就樂呵。”
和王愛青一樣精神緊繃的還有潘家園社區的張復之。
潘家園一共11個社區，一個社區一個支部，張復之是其中一個支部的黨員書記，今年71歲。兩會期間，她同樣接受了值班巡邏任務：社區裏16個人輪流值班，一個班兩個人兩個小時。居委會已經排好值班順序，他們只需照常進行。
“就得發動羣衆，我們院裏的羣衆警惕性都特別高。”張復之壓低嗓門說。
任務已經交待清楚：“看上去賊頭賊腦的人都得過去問問，您幹嗎的呀？您住哪兒啊？您做什麼工作的？”
義務巡邏
再過幾天，和王愛青一樣，她也會戴上“首都治安志願者”的紅袖標，在馬路口執行任務。“就瞅着點，有什麼危險情況往上報到社區和警務室。”
全國兩會，“五一”，“十一”假期和各種峯會等人流密集時段，志願者都會上大街上站崗，“這一年就沒有歇着，都在小區和大街上轉悠。”王愛青說話聲音高亢洪亮。
從工廠退休以後，王愛青閒不住，只要分配下來任務，她只有兩個字：“行!去!”
“我有時候開會給黨員說，咱們都得有擔當!得擔當責任，得有這個心。”比如，春節剛過，社區裏有人丟東西，她預備着在院裏掛一橫幅，提醒大家“防火防盜”。
時間久了，王愛青身邊聚集了二十幾名志願者，只要有事，跳出來“一喊”，所有人像巢穴裏的飛鳥，“嗖”地都從家裏躥了出來。
“我就是在王姐的領導之下”，羣衆志願者馬文茹堅信，她們對“有犯罪傾向的人”有震懾作用，繞着社區“轉一圈，別瞧小腳，還是管用” 。
朝陽羣衆
如果遇到險情，馬文茹也想好了對策，“雖然追不上也跑不動，我們可以報警;不對勁兒的，我就看着點，他到底要幹什麼。”
75歲的於福海是這支志願者隊伍裏少有的男性：“我們365天執行任務都是無償的。和諧社會，一是爲自己，也是爲了人家，高興” 。
王愛青則歸結爲“老有所爲”，“老了不能在家，能發揮一點餘熱，就發揮一點餘熱。”
“雷達”
朝陽區全區面積超過470平方公里，是北京人口最多的城區，這裏聚集了衆多外事、金融和文體機構，治安環境複雜。
公安部人民公安報社主辦的《人民公安》雜誌曾披露過一組數據：朝陽區聚集了165家外國駐華使館、22家駐京國際組織機構和159家外國駐京新聞機構;僅CBD地區就集中了1250餘家金融機構、250餘家外資金融機構和110餘家國際組織和商會;這裏流動人口有175萬人，大量以地緣、親緣、業緣爲紐帶聚居在城鄉接合部地區……朝陽公安分局年均接報110警情60餘萬件，日接報最高峯值2200餘件，年均受理治安案件9萬餘起，受理涉外案(事)件2900餘起。
多年下來，王愛青已經形成習慣。無論是買菜的路上，還是遛彎的間隙，只要是發現可疑情況，她就會立即向居委會或社區民警彙報;平日，她就在院裏待着，對出入院裏的房屋中介，保潔的情況都“瞭如指掌”。
兒子女兒剛開始不支持她幹志願者，都勸：“您別老出去了，都這麼大歲數了。”之前一個下雪天，王愛青出門巡邏，踩到了地上的小薄冰，一滑摔出了腦震盪，打了半個月的點滴。
“我們是毛主席教育出來的人，就是任勞任怨，甘當老黃牛，有什麼事都管。”年輕的時候，她參加工作，廠裏分配什麼活她都賣力幹，“都是那個時候教育的，應該說是一種烙印。”
朝陽區
十幾年前，王愛青剛退休做志願者的工作，一天夜裏，9號門一戶傳來小姑娘“嗷嗷”一嗓子，她從牀上爬起來立馬報了警。
隨後，警察破門而入，才知道有三個人要強姦姑娘。
在這塊兒地盤上，她什麼都管。那天颳大風，七號樓旁的大樹枝丫倒下來劃破了一戶居民家的玻璃，“那是一個潛在危險。”王愛青跑到社區找居委會主任彙報了這件事。“她比社區幹部管得都多。”馬文茹說。
而於福海形容，他們“就是起個眼睛的作用”。這雙眼睛像是監控動態的雷達，緊張工作以維護社區的安全。
這幾年，社區的人數增加到一萬多，人口流動性增大。王愛青並不排拒外來人員，但進院就得登記。院裏有多少停車位，她心裏一清二楚。車輛進進出出，不按規矩停放的，她一律貼上紙條，“咱們弄的就是11號樓和9號樓，11號樓不佔人家車位，就是9號樓老是隨便亂停，該進院的不進院，老是占人家地兒”。
這麼多年下來，王愛青也“攤上過一些事兒”。十多年前的一個夜晚，一個年輕女孩走進小區，一個陌生男孩跟在她後面。女孩懷疑自己被跟蹤，回頭直接和男孩吵了起來。
王愛青聽到了爭吵聲，下樓一看，已經圍了一圈人，男孩手裏拿了塊大板磚對着她，“街里街坊你幹嗎啊？誰敢拍，誰敢動？”她站出來吼了一句。後來瞭解得知，男孩是過來找親戚的。結果，這樁烏龍事件周旋到夜裏12點，才各自回了家。
過去很多個夜裏頭，王愛青帶着警察上門查案，小區居民都認識她，纔給開門。
志願者
三源裏小區是朝陽區治安先進社區。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王愛青每年年底都被朝陽派出所評爲治安積極分子，每次發一牀被褥作爲獎勵。
同樣被評爲治安積極分子的還有張復之。她主要負責小區裏的其中三棟樓，每棟樓設有樓長和門長，“這邊五個門，這邊四個門，後邊是七個門，門長負責一個門的12戶居民社區治安和活動。”她像說順口溜一樣，語速很快。
最近，由於外面的人經常跑到小區裏上廁所，院裏丟了幾輛自行車和三輪車，抓不着小偷，張復之心裏着急。
“現在什麼人都上這來上廁所，一天得進來二百人。”她在院裏邊轉邊說。突然，她看到旁邊站着一個陌生男人四處張望，快速走過去問：“您來這兒幹嗎呢？沒見過您。”“隨便看看。”男人說完匆忙離開了小區。
觀察屋
所有的“任務分配”和“縝密安排”都是在小區一間“值班室”小屋裏完成的。
屋子在小區的入口處，緊鄰社區大門，面積不足五平米，卻是王愛青和二十幾名志願者的陣地。從這裏看出去，能將每個進出小區的人收入眼底。
平日，這間屋子由五個人輪流值班，只要有陌生人出入小區，志願者的“雷達”便響起了。
朝陽羣衆聚會
王愛青的樣子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十幾歲，視力和聽力沒有隨着年齡增長而衰弱，只是最近腳上長了一個骨刺，疼得厲害，但她仍然閒不住，總尋思下樓轉轉。
那天吃完早飯，她蹣跚着下樓鑽進值班室，在靠牆的椅子上坐下，兩隻眼睛緊盯着來往的行人。
幾分鐘後，馬紅容後腳跟了進來。兩人開始聊起小區裏的住戶。
“像四門，有一間兩間三四間是老主戶，其餘的全搬走了，一門還沒怎麼走。”
“瞧我們這三門，還有幾個老的，一個我，一個六樓，就這兩家了，有的買房了，有的賣了，都租出去了，都不認識了。”
小屋是他們信息交流互換的場所，社區裏發生的一切少有能逃出他們的視界。
一對情侶從窗前路過，“結婚了嗎？”馬紅容搖搖頭。
65歲的馬紅容過去是志願者隊長。2008年奧運會的時候，她帶着一大幫人在小區和大街上巡邏站崗，後來爲了照顧孫子，馬紅容就暫時退出了。
朝陽大碼
她居住的社區是半封閉小區，幾十年的志願者生活讓她變得警覺。那天，她在小區一棟樓的牆面上看到一張非法活動的宣傳單，趕緊揭下來，上交到居委會。貼紙條的人使勁往單元門裏面塞，一次塞四五十張。她一邊罵一邊撕：“有種就不要躲在暗地裏!”
馬紅容不會上網，不知道 “朝陽羣衆”在網上成了熱詞，但被人問起，她就像被什麼東西突然擊中，“我就是朝陽羣衆啊，我不就住朝陽嗎？”她樂呵呵地說。
他們的大腦像數據庫，社區裏的人員信息多數被準確無誤地輸入存儲庫中。小區的住戶一出現，所有相關信息都會迅速彈出：誰是老住戶，誰家是租房，誰家有幾個人，誰家的車停哪個位。甚至根據車牌號，他們也能輕鬆檢索出主人的名字。
“那幾年，老管記得清，現在老了，有時候認車不行，就認人，有的時候換車了，記不住。”王愛青搖搖頭說。
相比六七十歲的老人，58歲的潘家園社區的門衛張浩海是相對年輕的羣衆志願者。每天早上八點到晚上七點，張浩海一直在他的觀察屋裏待着。
白天，他守在小區入口處的一間值班小屋，透過玻璃窗追蹤小區裏的情況。小區裏的人他都認識，“賊眉鼠眼”的準保成爲他的“重點關注對象”。
義務巡邏
有一次，小區門口一對男女打架，女的不停喊救命，張浩海報了警，警察過來後把人都帶走了;還有一次，小區進來一小夥兒，張浩海看他東張西望不對勁，立馬報了警，小夥兒在偷車時被抓了個現行。“要看着不對勁，就多盯着點，警惕點，這是肯定的。”
小區以前有一個男人吸毒，“瘦着呢，焦黃焦黃的”，後來被強制戒毒後放了出來。警察給張浩海打了招呼，他像貓盯耗子一樣盯着那人，“他要復吸似的，有什麼情況我就上報。”他說話的時候，視線一直停留在窗外過往的行人身上。
那天，北京下了一場雪，外面呼呼颳着大風。張浩海一個人蜷縮着身體坐在值班室裏。
下午四點，小區裏的兩個老人嚷嚷着推門進了值班室，聚在小屋裏，聊起街坊領居和小區情況。
“這人怎麼又把垃圾卸那裏了？”“叫他給拉走？”“垃圾都往這兒拉，還想在門口坐會兒呢，現在怎麼坐呀，咱們得跟社區說說。”“我剛跟他說了，就這一次，下次就不讓你進來了。” 小區15號樓的樓長，79歲的何潤芳氣嘟嘟地坐到凳子上，說話底氣十足。
“首都榮譽”
首都
1946年出生的王愛青在三源里社區已經居住三十多年，她的房子是上世紀80年代廠裏分下來的。
當時廠裏規定，兩個兒子就是兩居，一個兒子一個閨女各滿十二歲就是三居。那時王愛青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但倆孩子沒到十二歲，最後只分到了兩居室。
“這邊是發展的好兆頭”，王愛青篤定地說。
她分析過小區的區位優勢：“以後區政府不是搬通州那邊嗎？這邊是北京的京城，這邊算首都，咱們中間夾着，一肩挑兩擔，挺關鍵的，治安什麼的責任重大。”她邊用手比劃邊說。
在社區居委會主任侯喜君眼裏，這些居民平時聚在一起“侃山”，“聊的都是國家大事”。比如王愛青，在家只看“央視一套和十三套的新聞節目”。“他們關心十八大開會，十九大，國際問題，南海問題，這是一種大視野的政治，對首都的安全和穩定大家都特別在意。”
首都居民區
而他們管理的範圍，從院裏飼養的貓狗到鄰里糾紛和治安險情。這些年，小區周圍發生了很多變化，多了不少寫字樓和賓館，王愛青的年紀也越來越大，但當年工廠先進工人的勁頭一點沒減，“凡事喜歡衝在前面。”
2014年3月，北京市頒佈實施了《羣衆舉報涉恐涉暴線索獎勵辦法》，鼓勵更多的羣衆參與到反恐、防恐的工作中來，動員百萬名義工，配合公安及武警巡邏，並遍佈街頭收集涉恐涉暴的情報。
三源里社區在三環路段，交通便利，流動人口多，共有4500戶居民，超過一萬人。說服羣衆加入志願者並沒有花費侯喜君太多力氣，“大量工作都是依靠黨員志願者完成的，這些居民政治責任感強。”
社區共有480多名黨員，其中志願者就有250多名，90%的年齡都在60歲以上。侯喜君的激勵方式就是“提高覺悟”，“我們的老同志都是黨員，過去都是講究覺悟的，還不要報酬。”
2012年當上居委會主任後，他每月定期組織志願者學習培訓一次，主要對社區安全形勢進行分析和健康講座。
志願者講座
在培訓課上，侯喜君經常對志願者講：“我們這個社區是三元橋的一角，那邊都是寫字樓賓館，就我們這是居民區，我們是北京進城第一社區。我們當然得做好，這是朝陽的榮譽，北京的榮譽，首都的榮譽。”
在朝陽區，除了志願者隊伍，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隊伍還包括黨員巡邏隊、專職巡邏隊，以及義務巡邏員、治保積極分子等羣防羣治力量。
侯喜君在社區成立鄰里服務社，讓支部黨員帶頭負責小區的治安巡邏，環境衛生，停車管理，民調糾紛等等，“能張羅的事全管。”
“遇到危險情況歷來不主張作正面鬥爭，就是及時報警。”在他看來，老人在執行任務的時候也有“優勢”，“老人上了年紀，容易激起對方的同情心。”
根據侯喜君的觀察，近幾年小區入室盜竊案有所減少。“小院變成一個熟人社會，外來犯罪就少，如果大家誰也不認識誰，那就給犯罪分子機會。”
201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加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的意見》，指出要進一步拓寬羣衆參與社會治安防控的渠道，落實舉報獎勵制度，努力提升新媒體時代社會溝通能力。
治安小組規劃表
今年2月，由北京朝陽區警方會同相關部門研發的 “朝陽羣衆HD”也已上線。這是一個集成警民合作、案件下發和羣衆上傳的平臺。
此前，曾有幾名80歲以上的志願者找到王愛青，主動要求參加巡邏值班，結果在執行任務過程中血壓升高或者突發腦血栓。之後，她再不敢讓年紀太大的老人加入。“出了事，心裏一輩子不好受。”
侯喜君也有同樣的擔憂。曾經有80多歲的老大爺找侯喜君，報名到街道巡邏，他把水、咖啡給志願者送過去，老大爺喝完咖啡就心跳過速了，侯喜君立即讓他“終止任務”。
王愛青年紀大了，她跟居委會說過，“再給你們幹幾年，我們歲數都大了，我們快乾不了了。”
馬紅容是志願者隊伍中堅定的一員。她性子急，看不慣的事情都愛管。只是她暫時卸下了“志願者”的身份，但等孫子不久後上了小學，她又將重返“戰場”。
看完了朝陽羣衆的生活，小編很是佩服朝陽大爺大媽們的奉獻精神，他們義務巡邏，爲保大家平安，成爲民警的好幫手。朝陽羣衆也因爲多次提供有價值的情報線索，而被大家熟知。他們當真無愧是首都的驕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