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芳華被撤檔了，無法上映，除了導演《馮小剛》以外，還有人疼哭流涕，就是王剛，這是一個追求成功的人物，也是屢敗屢戰的人，現在就來說說他的心理歷程吧。
一
2012年10月，一場秋雨剛過，一輛中巴車載着九名作家的採風團從北京出發。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是河南南陽的陶岔渠首，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起點，丹江口水庫的水就是從那裏被導引到了大渠中開始北上的。
還有兩天，諾貝爾文學獎就會正式公佈，大家在車上再次聊起了一個老舊的話題：莫言會得諾獎嗎？從1985年發表《透明的紅蘿蔔》以來，莫言就成爲當代文學圈公認的重量級人物，關於莫言有可能得諾獎的傳聞也有很多年了。
邱華棟說，莫言得獎是早晚的事，甭着急。他是《人民文學》的副主編，這次作家採風之旅就是由他所在的單位組織的。年齡最小的作家徐則臣神神祕祕地接了個據說是從歐洲打來的電話後，告訴其他人：“百分之九十九。”小說《桃李》的作者張者說，他昨天晚上夢到莫言得獎後宴請各位好友，唯獨王剛沒有收到請柬，十分生氣，夢裏的張者說莫言肯定是忙昏頭了，請邱華棟去“勾兌勾兌”（重慶方言，意爲“協調”）。
張者講的這個夢讓王剛噁心壞了。八十年代末，二十多歲的王剛帶着“要做中國最好的作家”的野心從新疆來到北京，進入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一屆文學創作研究生班，和莫言、餘華、劉震雲、遲子建、嚴歌苓、畢淑敏等成了同班同學。儘管算不上班裏最受矚目的學生，但王剛也接連在《當代》、《收穫》、《北京文學》等刊物上發表了好幾個中短篇小說，受到了不少批評家的關注。他曾經寫過一篇小說叫《博格達童話》，被當時中國最着名的文學評論家李陀看到後評價說：“這是寫文革最好的小說。”
但是，從魯迅文學院畢業後，王剛“堅決不再寫小說了”。爲了留在北京，他先是加入了一家民營公司“中國亞洲電視藝術中心”（簡稱“亞視”），打着拍攝電視專題片的幌子，拉貸款、搞地產、做金融，還和馮小剛合作編劇了電影《甲方乙方》、《天下無賊》。
直到十年後，王剛離開“亞視”，無所事事的他決定還是要寫小說。2004年，王剛發表了長篇小說《英格力士》，竟然在國內外收穫了不少好評，還被翻譯成英文、韓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土耳其文，那時，他也做過拿諾獎的夢。現在，這個夢可能要由他的同學莫言實現了。
想到這兒，王剛認真地回了一句：“我就是個總趕不上飯點兒的人”。
10月12日，傍晚，採風團結束對渠首工地的探訪，乘車前往賓館駐地。7點多，邱華棟接到了瑞典《北歐時報》記者的電話，請他談談對這屆諾貝爾文學獎的感受。放下電話後，邱華棟向大家宣佈：莫言得獎了。
車上頓時一陣喧譁，每個人都開始歡呼起來。幾分鐘後，採風團到達賓館，王剛一聲不吭地下了車，走進房間，關上了門。他注意到，天快黑了。
在房間裏洗了一把臉後，王剛就下樓和大家喝酒去了。邱華棟記得，在酒席上，王剛不停地念叨：莫言都拿諾貝爾了，莫言都拿諾貝爾了……
諾獎過去許久，有一次，王剛想着熱鬧應該都過去了，老莫也該寂寞了，就藉着酒勁給莫言打了個電話，但莫言沒有接。王剛生氣了，轉手就在電話簿裏刪掉了莫言的號碼，從此再也沒有聯繫過。
二
今年7月，當王剛回憶起莫言得獎的事時，依然顯得滿腹委屈。
那天，我們約在洱海邊上的一家餐廳見面。距離上一次在北京的見面已經有一個多月，因爲他之後就去旅遊了，先是到日本，後來又到廣州、香港，這次是從海南來的大理。
大概從2007年開始，王剛就過上了雲遊山水的生活。在全國各地，他總共有十幾處房產，我們見面的餐廳就離他在大理的別墅不遠。但他不願意告訴我們別墅的具體位置，他對中國的社會形勢有自己的判斷，他想，哪一天中國亂了，這裏可以成爲他的一個藏身之地，誰也找不到。
“中國現在的作家太可憐了，”王剛說。畢竟，諾貝爾獎不可能發給每一個人，中國每年出版至少4000部長篇小說，絕大部分根本沒人看，更沒有人會在乎一個非着名作家的牢騷和尊嚴。他坐在我們對面，談及此，身體不由地向前微傾，雙頰和眼眶都開始泛紅，許是喝多了梅子酒的緣故。
他認爲自己沒趕上好時候，錯過了文學的黃金年代。一些人的名字反覆出現在他的講述中，王蒙、劉心武、莫言、餘華、劉震雲，他認爲他們之所以享有盛名就是因爲趕上了文學最好的時候。等到他的《英格力士》開始真正引起文壇注意的時候，嚴肅文學的讀者已經是小衆了。
晚上，兩個人就擠在一張牀上睡覺，繼續聊文學，聊藝術，聊女人……
他時刻想着怎樣才能離開工廠。眼看着以前的同學們一個個都考上大學了，王剛的內心更加絕望，他去參加同學聚會，對着那些考上大學的同學們說：看誰笑到最後。
三
一年後，王剛通過夜大考試拿到了一個專科文憑，從工人身份變成了幹部身份，再通過他的父親的戰友的關係，調入《綠洲》雜誌社，成爲一名文學編輯。
《綠洲》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下屬刊物，在整個自治區來說，地位比不上《新疆文學》。他的小說終於開始發表了，但也沒有引起太多關注。對於新疆的文學圈子而言，王剛依然是個邊緣人。
那時大家談論最多的青年作家是曹永正，很長一段時間裏，他也是王剛最嫉妒的人。
曹永正當然也有作品發表，但他更會做人。參加作家筆會時，曹永正的發言總是分外得到老作家們的歡心，他會說：聽了X老和X老的話，受到啓發震動，對於他這樣的新疆的青年文學愛好者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寫新疆卻不瞭解新疆。需要補課，需要領導組織我們下去體驗生活。
曹永正是新疆文壇一號人物周濤的徒弟。還在新疆大學讀書時，曹永正曾經專門選了一個下雨天，冒着大雨步行十多公里，來到周濤家。進門後，曹永正不說二話，“砰砰砰”先磕三個響頭，要求拜周濤爲師。等到他的詩歌被新疆大學傳抄的時候，曹永正又敢對自己的師傅周濤說：有一天，我會把你的詩歌徹底放翻。
曹永正不光在文學圈裏如魚得水，他還會中醫，會氣功，會算命。八十年代末，曹永正漸漸離開文學，變成了“新疆三大仙”之首，之後又來到京城，成爲周永康的座上賓。在一個精心維繫的高官名流圈裏，他被人尊稱爲“國師”。這是後話。
曹永正自然也看不上王剛。1985年，當已經有作品發表的《綠洲》雜誌編輯王剛，滿懷着激動心情見到文學明星曹永正時，卻被他幾句話就打擊得自信蕩然無存。“我聽說你去了《綠洲》了，唉，你爲什麼要去《綠洲》呢？那個雜誌確實不好。”
在新疆文學圈裏鬱郁不得志的王剛，開始尋找別的出路。聽說上海的一個堂姐要去美國了，他也跑到上海，看看堂姐能不能把自己也帶出去。美國沒去成，王剛又從上海去了北京，在那裏，王剛遇到了自己的指路人。
新疆作家唐棟當時正在魯迅文學院學習。兩個人在北京見面後，唐棟對王剛說：你和曹永正他們這些人在一起混有什麼意思？他們有什麼文學才能？那天筆會大家發言，我聽了，有點意思的還是你。你這個人比較真實，那些人不行。你還在《新疆文學》、《綠洲》發什麼呀？要發就發全國性的。《收穫》、《當代》、《人民文學》算全國的，《解放軍文藝》、《北京文學》、《上海文學》算準全國。
王剛說：在全國發表，那怎麼可能呢？
唐棟說：不這樣你還搞什麼文學呢？
王剛又問：你現在在北京做什麼呢？
唐棟說：我在魯迅文學院，做文學交流。
王剛問：什麼叫文學交流？
唐棟說：就是國外作家也來，國內作家也來，大家聚在一塊兒。
王剛問：那能看見王蒙、劉心武嗎？
唐棟說：他們就來這裏給我們上課呀。
唐棟的一番話給青年王剛打開了一扇門，他驚訝地發現，原來在北京還有這麼好的地方！他騎上一輛自行車，開始在北京城裏四處尋找魯迅文學院。他一會兒聽說在紅廟，一會兒聽說在小莊，一會兒又聽說在南八里莊，最後花了三天時間，終於在十里堡找到了魯迅文學院的所在地。他進到學校的教務處，找到一位老師，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渴望學習的決心。老師讓他留下自己的地址，回去等消息。
1987年，王剛接到北京來信，通知他去魯迅文學院進修。那時他剛剛結婚不久，和朋友們吃完婚禮飯後，他就去北京了。
四
《當代》雜誌前主編周昌義和很多作家都有過交往。他說，人們往往認爲出身邊地的作家天生帶有一種豪情，但情況恰恰相反，他所接觸的邊疆作家，尤其是其中的漢人，性格中都有極端的敏感和自卑。因爲，無論他們的父輩是怎樣從內地過去邊疆的，歸根結底就是兩個字：流放。對於“中心”的嚮往，在很多邊地作家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王剛也同樣如此。他的父親當年跟隨王震的大部隊入疆，母親是響應“八千湘女上天山”解決官兵婚配問題的湖南女子。很小的時候，他就開始嚮往北京，現在終於要去了，“幸福得沒有辦法”。
“開玩笑，要在北京待半年！”在和別人聊起來時，王剛已經把在北京的時間延長了兩個月，因爲“四個月和六個月有巨大差別”。曹永正不止一次問過他，他是如何能夠去魯迅文學院的，但王剛從沒告訴過他真正的原因。北京，多難得啊，這樣的好事萬一被別人取代了怎麼辦呢？
坐在火車上，王剛心想：只要有可能，就留在北京，絕不回新疆，把曹永正他們永遠甩在烏魯木齊泥濘的春天裏。
一到北京，他就愛上這個城市了。不知爲什麼，王剛印象中那時北京的天空不光特別藍，還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色彩。北京人說話都是索緒爾、德里達、喬姆斯基，年輕人討論的話題更新鮮、更刺激。
——“如果你的女朋友跟別的男人睡覺怎麼辦？”
——“無所謂！”
朋友專門帶他去西直門看新中國第一座三層轉盤式立交橋，他在心裏感嘆：中國已經完全變了，我們怎麼還會衰老呢？我們怎麼還會苦悶呢？不會了，美好的時代已經來了，這個時代怎麼可能更美好呢？
王剛開始抓住機會。四個月的進修班結束後，王剛又順利進入魯迅文學院的作家研究生班，正是在那裏，他結識了莫言、餘華等一大批當時風頭最勁的青年作家。
那時也是王剛的文學作品發表最爲密集的階段。他先是在《當代》上發表了中篇小說《冰涼的陽光》，打響了在全國性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的第一槍。緊接着，又接連在《北京文學》發表了《博格達童話》，在《收穫》發表了《紅手》，在《作家》發表了《秋天的男人》，在《當代》發表了《遙遠的陽光》。當時，《收穫》、《花城》、《十月》、《當代》被稱爲文學期刊界的“四大名旦”，能在這些雜誌上發表作品，已經足以證明一個作家的地位。當然，王剛也明白，作家要出名必須要靠評論家寫文章，李陀就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一位作家推手。在音樂廳，在地鐵裏，在李陀的家中，王剛也抓住一切機會努力向李陀推薦自己的作品。
生活不可能永遠只有寫作，即使是在魯迅文學院裏，對於王剛尤其如此。他愛喝酒，愛美食，更愛跳舞。國標、交誼舞、迪斯科，他都能行。他先是組織魯院的同學跳，後來又騎着自行車去拉外校的女孩來跳。女孩兒聽說是去魯迅文學院，那裏有很多發表過小說的青年作家，個個都很高興。
舞會的地點就在學校食堂，把餐桌全部併到一起後，就能留出好大一塊空地，再把燈光調暗，支一個大號收音機，王剛走上臺去，用英文向女孩子們致辭。之後，音樂響起，舞會開始。
在當時魯院同學的印象中，舞會上很少能看到莫言的影子，他總是把自己關在屋子裏，悶頭寫作。餘華有時候會來，看到王剛在臺上用英文致辭，就悄悄地問外校的女孩：他的發音怎麼樣？女孩回答：特別好。
一天，王剛照例在食堂開舞會。同學徐星走進來，一把掐掉了錄音機，然後結結巴巴地對王剛說：北大在流血，清華在流淚，你們竟然還在這裏歌舞昇平 。
王剛反問他：你們革命的目的是什麼？是不是爲了自由？自由就是有的人要革命，有的人要跳舞、要跟女孩調情。我就是那個要跳舞的人，請你不要妨礙我的自由。
沒救了！徹底沒救了！徐星說。
五
那場風波過去後，整個八十年代也結束了。時代風向的轉換之快令人詫異，似乎是一夜之間，文學潮就變成了經商潮。北京的路邊開始有卡拉OK，街頭跑起了奔馳轎車，追女孩子時說自己是青年作家再也不管用了，要去建國飯店。
1991年，還沒過春節，魯迅文學院作家研究生班的學員就畢業了。按照當時的培養制度，班裏的同學畢業後應該回到原單位，但王剛再也不想回新疆了，他想留在北京。這時，北京吸引他的也不再是“索緒爾”、“喬姆斯基”，而變成了建國飯店和奔馳轎車。但他沒有北京戶口，沒有哪個公家單位能夠接收他，他在北京無處可去。離校很久後，他手裏還藏着一把魯院宿舍的鑰匙，有時候他就偷偷溜回原來的房間睡覺。
北京的冬夜，寒風刺骨，王剛騎着自行車走在大街上，周圍的樓羣裏映照出溫暖的燈光。想到自己當下的處境，憤怒的王剛“恨不得把所有的大樓都給炸了”，讓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樣捱餓、受凍。
文學無法解除他的困境，王剛堅決不要寫小說了。
正是在那時，王剛經人介紹進入了中國亞洲電視藝術中心（簡稱“亞視”）。這是一家民營公司，但爲了方便做生意，起了這樣一個名字，對外就自稱是中宣部的下屬單位。
亞視的老闆名叫靳樹增，河北雄縣人，早年在部隊說快板，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復員後從四川起步，做起了獨立電視製片人。八十年代末，製作電視劇或者專題片基本都要靠財政支持，所謂“獨立電視製片人”，就是自己去企業拉贊助、拍片子，自負盈虧。那時正值鄉鎮企業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很多手裏有錢的鄉鎮企業老闆，都對電視行業感興趣，靳樹增的亞視正是藉此發展起來的。
王剛進入亞視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電視專題片《民魂》的撰稿人。《民魂》主要講改革開放後發展起來的優秀企業，王剛寫起來毫無難度，老闆很滿意。第一個月，王剛就拿到了295元錢的工資，這相當於魯院作家班導師童慶炳教授的工資的兩倍。
後來，王剛很快摸清了，在亞視拉贊助比撰稿來錢快。只要能拉來錢，你就能拿到10%-20%的提成。對於他來說，這也不是什麼難事。他跑到鄉鎮企業繁榮的江浙一帶，跟企業老闆們先說一通大話：什麼中華民族呀，什麼五千年的文明歷史呀，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你們的企業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優秀代表……把老闆們說動心後，再跟他們提贊助的事：我們做這個事情還是需要一定成本的，能不能贊助一下……
之後，從企業拉贊助變成了從銀行拉貸款，王剛照樣得心應手。據他說，亞視的第一筆價值300萬元的銀行貸款，就是在他手裏辦成的。在王剛後來寫成的長篇小說《月亮背面》裏，他幾乎照實記錄下了自己當時在銀行行長面前的一番演說：
“我的第一印象是這兒富麗、高貴、氣度不凡，但通過透過這些外在的、當然也都是極爲重要的方面，我卻在思考另外一些事情。不錯，人們首先都看到了這座富貴的大廈，然而我卻在想，它是如何奠基的，秦總。”他沉穩地拿出一支菸，慢慢點着後，才思索着說：“我所用的‘大廈’這個詞實際是一種象徵，它不僅僅指這幢樓，它更代表你以及你所領導的這個金融集團。”他邊說邊觀察着秦總的表情，應該說這種目的性極強的談話使他興奮而又緊張，“總之，你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儘管那麼宏偉，那麼具有徵服力，具有一種感人的魅力，如果把這一切比作一個大廈的話，那麼我現在注意更多的倒是那塊奠基石，它可能因爲歲月的原因是沉默的，但它的光彩應該讓世人所看到……”
聽完這番話後，行長的眼圈就有些紅了，先是推脫一番“宣傳個人不好吧”……之後的一切就都順理成章了。
碰到一些聰明點的企業或者機構，事後想想不對勁，殺到北京來想要摸清楚亞視的底細，王剛就和同事一起把他們“收拾掉”：帶他們去玩、去唱歌、去見“王老”——王震，靳樹增早年拍的電視專題片多是歌頌革命前輩，由此結識了很多高級領導人。
王剛很擅長拉錢，這當然讓老闆很高興，他自己也有了不少收入。到了1992年，王剛畢業不到兩年，就花了40多萬元在北京大興買了一套帶車庫的商品房。
即使發生這樣的事情，王剛仍然拉來了足夠多的贊助，拍出了10集專題片。之後，他通過朋友找到了時任中宣部領導的祕書，想要在中央電視臺播出，但片子沒能通過審查。當初，王剛在和各種企業、機構拉贊助時，是允諾過專題片一定會播出的，這樣對方纔願意掏錢。現在沒辦法播了，但王剛也不可能再把錢退還給他們了，在時常擔心贊助方找麻煩的恐懼中，王剛攢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這時，王剛最嫉妒的人，曹永正，又出現了。
六
在新疆，人們已經在傳說曹永正發了，王剛也發了，但這兩個同在北京的新疆人卻還沒有見過面。王剛不願意見曹永正，每當聽人說“曹永正發了，真的發了”，他的心裏就很不痛快。
1992年的一天，王剛正在西單電報大樓排隊，等着打晚上9點30分過後的半價長途電話。突然，他看見一個熟悉的身影走了進來，那人站在隊伍的最後，也開始排隊。他反應了一下，很快就知道了：曹永正，竟然是曹永正。
王剛忍不住好奇，走到曹永正面前，伸過手去。曹永正也伸過手來，兩人握手時，王剛看到曹永正臉紅了。
王剛說：你怎麼也會到這兒來？
曹永正開始解釋，說：我是偶然路過的，過去從來沒有來過這兒。
過了一會兒，曹永正藉口有事，就先走了，臨走前給王剛留下了他的住址和電話。
王剛沒有想到，這兩個在烏魯木齊文學界傳說中，早已發大財的人，竟然在北京電報大樓營業廳裏，在9點30分之後的長途話費半價時間不期而遇了。幾天後，王剛決定去找曹永正。他穿上皮爾·卡丹西裝，從牀下的鞋子裏掏出一沓錢，整整一萬元，放進西裝口袋裏，他準備一會兒不經意地敞開西裝，讓曹永正看見這些錢。
曹永正的家是個一室一廳的舊房子，王剛進去後，注意到房角櫃子上放着一摞中醫書。曹永正請他坐下，然後說：你知道嗎？昨天晚上楊偉光（時任中央電視臺臺長）就坐在你這個位子上。
王剛幾乎要笑出來了。這幾年，他走南闖北拉贊助，靠的就是自己的語言。現在，輪到他被曹永正“語言”了。他說：別人說你已經是百萬富翁了。
曹永正蔑視地說：百萬算什麼，我們前幾天，在無錫太湖裏，拿下了一個島，你難以想象那是一筆多大的財富，說出來會嚇死你。告訴你，我掙的錢，十輩子也花不完了。
王剛被嚇住了。他去無錫拉過贊助，見識過太湖波濤汪洋中的島嶼。曹永正的話讓他感到頭暈。
之後，曹永正開始給王剛指路：有錢投資的話，可以去朝鮮，我算過，過兩年朝鮮就會發生鉅變，那兒機會比當年的深圳還多。要麼，就去海南炒地皮，北海也行。
王剛問：什麼叫炒地皮？
曹永正說：你如果能弄上批文，搞幾百畝地，或者幾十畝地，那你轉手把土地批文給別人，也許一把就能掙上千萬，下輩子的錢都有了。
曹永正的啓發讓王剛的眼睛亮了，他拍攝專題片時確實認識了一些地方官員，他想自己說不定真的能一夜暴富。
王剛迅速拿了一筆錢，南下海南，過去後發現海南的地都已經被圈完了。他又去了廣西北海，通過一位土地局的領導，順利拿到了四百畝土地的批文。然後，他就想等待一個最好的時機，大賺一筆。
轉賣土地批文，本質上就是一個“擊鼓傳花”的遊戲。據媒體記載，當時在北海有1000多家房地產公司，全國各地駐紮在北海的土地炒家達50餘萬人，而這座小城的人口原本只有10萬。政府幾萬元/畝批出去的地能炒到100多萬元/畝，北海一年批出去的土地多達80平方公里。
但是，只要是泡沫就不可能持續，不管是北海的房地產，還是王剛一夜暴富的野心。1993年6月24日，國務院發佈《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全面控制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一路高歌猛進的房地產熱頓時被釜底抽薪。北海的爛尾樓面積超過了三亞，沉澱資金高達200億元，這座城市後來被稱爲中國的“泡沫經濟博物館”。
所有的開放商都跑路了，王剛也灰溜溜地回到了北京。那時他租住在一個二層小樓裏，離莫言很近，他整天在家等電話，期待着房地產形勢可能會有轉機。最後，他徹底失望了。他又回到了亞視。當時，他連個招呼都沒打就離開了，現在還是老闆靳樹增收留了他。
回到亞視以後，王剛做的還是跟從前一樣的事情，但他再也沒有跟從前一樣的野心和鬥志了。亞視越做越大，涉足酒店、餐飲、寫字樓、地產、金融等多個產業，對外號稱有40億資產，靳樹增雖然對王剛很好，但從來沒有讓他掌握過可以分錢分物的實權，王剛在公司裏也做得三心二意。他感到無聊，迷茫，他又想寫小說了。
七
王剛總是記得1996年的一天。那天，陽光燦爛，他一個人坐在朝陽門地鐵站旁邊的臺階上，等着老闆從中顧委借的車來接他。那是一輛超大的紅旗牌轎車，最早是朱德的座駕，後來成了朱德夫人康克清的專車，他要去銀行拉貸款，坐在這樣的一輛車裏勝算總是更大些。看着大街上人來人往，忽然想到自己曾經的理想是當一名作家，他感到一陣心酸。過了一陣兒，他就跟老闆提出，要請假去寫一部長篇小說。
老闆說：寫長篇小說，扯什麼淡！那個東西值什麼錢！你現在比寫十部長篇小說都強，那種東西都是下三爛乾的事情，你怎麼能幹那種事？你要想靠文化出名，你就當導演，看哪個女演員好，你就把她搞了，你把她搞了，她才能當女主角，她不讓你搞，你就不讓她當主角！大哥給你說這話，投資不就是幾百萬嗎，但你不能給我回家。
王剛說：我還是要回家寫小說。
四個月後，王剛寫出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月亮背面》。小說的主人公叫牟尼，一個和佛陀同名的、有文化的商場騙子，身上有不少王剛自己的影子。
《月亮背面》由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第一版只賣了2萬冊，並沒有什麼影響力，但小說被馮小剛看到了，改編成了同名電視劇，後來也因有人舉報被限制發行。不過，這也促成了馮小剛創作的全面轉型。從那時開始，馮氏喜劇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裏成爲中國賀歲片的標配。《月亮背面》之後，馮、王二人又合作了電影《甲方乙方》、《天下無賊》，都曾是紅極一時的佳作。
王剛去亞視越來越少了。一方面，和馮小剛的合作帶給他一些寫作影視劇本的機會，他和魯院時的同學合作成立了一個編劇工作室，寫出了《尚方寶劍》、《皇上二大爺》等電視劇；另一方面，他也漸漸感受到了亞視的危機，表面上風光無限，但所有的項目都不賺錢，全靠銀行貸款維持，新貸還舊貸，總是不會長久。
一次，他去找靳樹增辦事。老闆的房門是關着的，裏面的人問清是誰後，纔給他開門。進房間後，王剛看到裏面坐着不少黑衣人，操着南方口音。王剛待了一會兒就出來了。他聽到老闆對他說：特殊時期得用特殊的人啊。
王剛問：真的是黑社會？
靳樹增說：反正這些人都是土匪，都是畜生。兄弟，沒辦法。
這一幕場景讓王剛深受震撼。他承認，他們之前也算是騙子，但都是小騙子，而且還是穿着嶄新西裝的小騙子。亞視發展壯大以後，他們來往的就都是達官貴人和明星名流了，現在怎麼淪落到和這樣一幫人打交道呢？他決心離開。
此後不久，靳樹增就因涉嫌金融憑證詐騙罪被批捕。2003年9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靳樹增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八
在王剛的記憶中，靳樹增的手總是軟的。
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香山飯店，一家五星級酒店，靳樹增過來了，說話非常謙和，他讓飢腸轆轆的王剛點菜，“隨便點”。後來，靳樹增安排王剛住在玉泉公寓，吃在芙蓉飯店，全部不用他自己花錢。王剛爲專題片《民魂》做撰稿，爲靳樹增本人寫傳記，老闆對王剛的文字總是特別滿意，除了每個月將近300元的工資之外，王剛寫一集專題片還能拿到800元的稿費。
他喜歡名牌，有一次在老闆的牀底下找到一雙好皮鞋，很高興地就穿上了，卻被傳染了腳氣，但那也是他人生中第一雙意大利皮鞋。當暴發戶們還拿着大磚頭打電話的時候，王剛手裏已經有了一部全球通手機。他人生中的第一部車，桑塔納2000，也是老闆給他配的。靳樹增樂意給他。
靳樹增住在釣魚臺國賓館的16號樓裏，每天晚上都很孤獨。他當然有很多女人，但他對女人的興趣“最多是半個小時”，他最喜歡的還是和男人聊思想、聊政治、聊經濟，他最喜歡的還是和王剛聊天。
現在，老闆忽然就被抓了。王剛想：怎麼可能？以前都傳過好多次了，大家都當笑話聽，爲什麼這一次就偏偏成真了呢？但是，千真萬確。
從前，他總是想好好寫點東西，也確實寫過不少，但心總也不能完全靜下來。現在，他終於死心了。
靳樹增入獄3年後，王剛在監獄見到了他。一進門，遠遠地王剛就看到玻璃牆後面站着一個比當年的感覺矮得多的老人，穿着灰藍色的囚服，頭髮已經全白了。走到跟前兒，王剛突然意識到有點兒不敢看他的臉，也不太敢看他的頭髮。過了一會兒，王剛開始號啕大哭。兩人隔着玻璃，王剛手拿着電話，反覆地只能說一句話：“你怎麼變成這樣了”、“你怎麼變成這樣了”。
靳樹增只是搖搖頭，看着王剛，他說：“我們在監獄裏邊能定二三十份報紙，我老是能夠看到你的消息，我真高興。”說着，他從懷裏邊掏出了一份報紙，是《北京日報》，上邊發了王剛一個整版的採訪，配着王剛的照片。他把報紙高高舉過頭頂，看着王剛，說：我就是想見見你，你隨便說幾句話。
王剛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九
王剛徹底離開亞視是在2000年，那時他42歲，距離從魯迅文學院畢業將近10年。
他不願意再去經商了，他對於商場上的一切感到厭倦。他也攢了一些錢，“也不是很多，但和一般人相比，確實是不少了”。人生還很長，總要乾點什麼吧，他想，還是要寫小說，也只能寫小說了。
大興的別墅裏，他每天早晨七八點鐘起牀開始寫作，寫到十點多，就出去和朋友們玩去了。離開文學圈子這麼久，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樣的東西會受歡迎，他只是很懷念新疆，懷念烏魯木齊，懷念那個當年他曾想盡一切辦法想要逃離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