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爲何滅亡那麼快，秦王嬴政統一六國，而在這位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統一了僅僅15年的時間，便被劉邦所推翻，而從剛開始的商鞅變法，在到修築長城，看似走向昌盛的秦國爲何會滅亡呢?下面跟男人世界小編來了解下吧。
後人將秦亡原因歸於“濫修工程、耗費民力”、“徭役賦稅重，民不聊生”，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秦始皇修建一系列大型工程，並不單純是爲了皇族自己享樂。戰國是亂世，結束亂世的王朝除了“打天下”這個建立新政權必須要經歷的過程以外，還有兩個雖然單一但比王朝更迭更復雜的問題——如何對待前朝各國遺留下來的王公貴族、軍隊等人員的處置，防止死灰復燃?如何對待打江山時的軍隊?
打江山時所需要的軍隊數量遠遠多於守江山時，之前的各國軍隊若無法妥善安置的話，便極有可能形成新王朝的危機。更重要的是，不管是軍人還是他國落魄貴族，從連年的征戰、從驕奢的過往恢復到普通人的生活，都需要一個過渡。在秦朝，這個過渡便選擇了修建浩大的工程。秦朝的長城、秦王的陵墓、阿房宮……這些大工程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與物力，如此一來，便將原本有可能顛覆王朝的力量非常妥善地處理了，這是亂世之後需要修建大工程的原因。
“修建工程以引導人員”的事件也發生在隋朝——隋朝的大運河同樣是中國古代無法逾越的浩大工程。當然，因爲戰亂過後，國民需要休養生息，而浩大的工程給人們帶來的壓力又遠遠甚於之前，再加上王朝基礎本身不夠牢固、社會不夠安定，因此，爆發起義的可能性便大大增加，所以秦、隋都不夠穩定。
秦朝最致命的問題在於，這個政權的建立是有基因缺陷的——始皇是以武力統一天下的，原本屬於各國的百姓都不可避免地會有故國情懷，而當下秦朝的政權合法性還未能獲得舉世的公認，從理論上講，對於秦朝來說，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奠定政權合法性的基礎;或者從實際行動上講，使基層百姓感受到新政權帶來的溫暖;再不濟，也應該請一些御用文人鼓譟吶喊一番：“始皇是天子，秦國統一天下是必然!”
遺憾的是，秦始皇太過於霸氣了，霸氣到不屑於解釋的地步。我們可以猜想，這個經歷了千難萬險才登上皇位的男人看着已屬於自己的江山時有多麼驕傲——怎麼樣?這個世界還是強者說了算!我是所有人中最強的!所以你們都得聽我的!你們不但要聽我的，還要聽我的兒子、孫子乃至重孫的!秦朝要從始皇開始，到二世、三世……一直到萬世!同樣，還是因爲我比你們強!事實上，我比歷史上的三皇五帝加在一塊兒都強!所以，我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皇帝!
“我比你強”當然可以成爲“征服”與“被征服”的理由，因爲對於征服本身而言，所需要的僅僅是實力而已;但秦始皇未曾意識到的是，征服過後的一切。征服過後需要的是教化、是統治，武力的強大或許決定着征服的結果，但對於統治而言，則一文不值——征服是將人民當成對手，而統治則需要把人民當成盟友;征服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爭，但統治卻需要互惠互利才能長久。
可以說，征服與統治是兩種不同的思路——征服是前奏，統治是後續。在這個過程中，更重要的是統治。再強大的武力在“蘊藏在羣衆中的偉力”面前都不值一提。秦始皇最大的失敗就在於，他未曾在第一時間完成角色轉換，沒能將已征服的對手立即馴化成同舟共濟、生死與共的盟友。他總是在用對手的眼光來看待自己的盟友，法家思想的強硬執行便是實例。他從來沒想過統治，他的人生只有一個主調——征服與被征服。他沒有完成這一角色轉換，他那個篡權上位的兒子胡亥更沒有完成。
也正是鑑於這一因素，秦朝的統治思路就是不斷地用強——百姓想造反?我把你們的兵器全繳了，看你們拿什麼造反!百姓不聽話?嚴刑峻法伺候着，看你還敢不服從?用強不是一件壞事，但對於一個龐大的王朝而言，真正的強大實際並非時時用強，而是當強則強、當柔則柔。一味用強的秦朝，其強悍僅僅體現在了國家的暴力機器上——在這架機器下面，國家其實早已千瘡百孔、處處虛弱。
始皇自始至終都沒弄明白一個道理——得天下所用的方式未必適用於治天下，革命黨與執政黨乾的從來都是兩回事。秦朝用革命黨的方式做執政黨，當然會出大問題。
再回頭看李斯時，我們會發現，這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對歷史而言，若沒有他的支持，沙丘之變便不會發生，整個中國的走向都有可能發生大變化;但對李斯而言，他面對的是一次選擇——不矯詔，等待他的極有可能是死亡;矯詔，他依然能坐在丞相的位置上。這種選擇之所以會出現，也是秦朝歷史遺留問題導致的。
自“商鞅變法”以來，秦王便獲得了絕對的統治權——“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當時，秦王不受任何人的制約，包括諸侯、貴族等，這就相當於君權毫無限制，而獨立司法則無容身之地。對臣民的生殺予奪，只在君王一念之間;而丞相統轄百官，總理朝政，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若他既有才幹政績，又恰有不臣之心，那可是對至尊皇權最大的威脅!
因此，秦國曆代丞相都面臨着這樣的危險——失去了秦王的寵信，丞相就要大難臨頭了!即使你想回歸平頭百姓之生活也不可能，必得將你肉體消滅、族門誅滅。這麼做的原因很簡單——你的後代門生故吏還在，你的影響力就還在，你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就在，君王怎麼可能會放心?
商鞅變法如此成功，最後卻被五馬分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爲這種畸形的專制制度。法家開創的這種絕對的專制，將丞相活生生地變成了君主身邊的獵物。從秦開始，“伴君”真的開始有了“伴虎”的味道。
可以說，君主的寵信是丞相與其他高官唯一的護身符，而始皇暴卒，李斯的護身符也便隨之作廢，若扶蘇作爲新皇上任，必定會反李斯——扶蘇爲何被下放?因始皇“焚詩書、坑術士”，而李斯恰恰是這兩大行動的最大推手，更重要的是，在法家政體中，是沒有丞相退位一說的，大部分掌有實權的高官在失寵以後，往往是以“誅殺全族”爲最終下場，因此，保相位即保己命、保族命。李斯博古通今，又曾經執掌秦國司法多年，怎麼可能不瞭解其中的血腥?
沒有司法獨立，以嚴刑峻法來讓高官們人人自危，在皇權之下恐懼顫抖——這種由上而下散發的威權與恐懼，最終從“沙丘之變”開始，將秦王朝一步步地推進了覆滅的深淵。
沉重的賦稅與徭役，成了壓在百姓頭上的“兩座大山”
大秦之所以會爆發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根本原因在於，百姓活不下去了，而活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大秦帝國過於沉重的賦稅與徭役。
國家想要正常運行，就必須要收稅。在商周時期，稅率爲十分之一，但秦帝國的賦稅是三分之二。這就意味着，你產出的糧食每年都必須要刨除三分之二給國家。在那個生產力尚不發達、生產效率不高的時代，三分之二的賦稅，意味着一家人即便每天勒緊褲腰帶都吃不飽。
中國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是世界之林中最高的，因此，若僅僅是稅率高並不會引發大暴動，但更要命的是，老百姓還要服徭役。徭役即無償爲國家幹活，當時的規定是16～60歲的成年男性每隔3年就要服一次爲期2年的徭役。換而言之，當時，成年男人每3年時間裏，有2年是要爲國家幹活的，只有一年爲自己家打工，而且徭役與稅率是並行的——皇家可不會管你家的勞力是不是統統服徭役去了，你的稅依然是三分之二。
秦始皇時期，這些徭役賦稅之所以未能成爲起兵理由的原因很簡單——秦始皇採取了一些減負措施，比如，當時服徭役時，不僅給工錢還管飯。若官員有剋扣的話，輕則丟官、重則丟命。而且始皇時期，主要是徵發罪犯(即六國時期的戰俘)和剩餘的軍力、富貴人家的家丁去幹活，儘可能地減輕貧苦百姓的負擔。若是普通人家服徭役的話，一戶只調一人即可，多調的話，官吏會被罰款，甚至會丟官。而且，當時服徭役是有假期的——農忙的時候，百姓可以回家幹活。一年中，這樣的假期可以有40天。如果一戶人家的男人與女人都去服徭役了，那麼，家中未成年的孩子則由國家撫養，他們會定期收到國家補助的糧食。所以，在秦始皇時期，雖然百姓壓力大，但生存還不算太艱難。
到了秦二世時期，國家大工程有增無減，徭役也越來越重，原來的減負政策被束之高閣。據統計，在二世時期，秦國一年要徵700萬徭役，而當時，整個秦國纔不過2000萬人，男性有1000萬左右，多達700萬的男人都在給國家幹活，再加上賦稅絲毫不減，百姓吃飽、活好便成了一種奢望。
另一個導致秦末大亂的重要原因——政治利益分配不均。在滅六國以後，秦王並沒有給予原來六國的貴族與遺臣恰當的待遇，而是簡單粗暴地直接將其政治、經濟上的一切特權完全剝奪。但是，這些貴族遺臣又並非全都是窩囊廢，其中還有很多具有號召力與真才實學的人，比如項梁、項羽兩叔侄，田儋、田榮、田橫三兄弟等。要知道，這些人雖然輸光了檯面上的所有籌碼，卻依然有本錢，自然不會甘於做平民。
再者，戰國時期存在着大量的“遊士”——秦滅六國以前，這些遊士可以來往於各國之間，遊說諸侯謀得一官半職。做得出色的人甚至可以官居卿相、裂土封侯。但是，在大秦帝國建立以後，遊士發達的這條路便被封堵了。不管是蘇秦、張儀那種給奶便是孃的“反覆小人”，還是“義不帝秦”的魯仲連那樣的正人君子，都沒有了其他的選擇。他們只能向秦臣服，以謀出路。
雖然秦朝滅六國爲郡縣後，裂土封侯這樣的事情再也沒有了，卿相一類的高官位置也變少了，競爭也格外激烈，但如果秦王朝正常對待人才，人們好歹還算有條出路，可秦始皇偏偏連這條路也給徹底地斷了——統一天下以後，秦王朝推崇法家，並認爲“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焚詩書，緝捕遊俠，這相當於將當時數量最多的儒家、墨家的追隨者們逼上了絕路。偏偏這些讀書人又全非迂腐之士，相反，如張良、陳平、范增、韓信、張耳、陳餘般有才幹、有抱負者大有人在。
同樣處於“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的大格局下，有才幹者與無才幹者最大的不同徹底展示了出來，亂世出英雄，沒本事者會認命，有本事者卻會抗爭。
這些貴族、遺臣與遊士們一無出路、二無盼頭，只空剩一身本領，怎麼可能甘心?他們湊到一起，秦不亂纔是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