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每年約有150萬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1萬餘人能進行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突出。巨大的需求缺口催生了活體器官買賣的“地下市場”。在這個黑市中，供體、患者、中介、醫院，似乎無不是獲利者，他們密切配合，各擔其責，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鏈條。
2011年9月23日下午，在河北省霸州市興華南路臨街一間小診所裏，正在準備着一場大手術。
21歲的安徽安慶小夥楊某躺在三樓一張簡易的手術檯上，聽着手術器械的叮噹聲。作爲賣腎的“活供體”，他已經被備皮、灌腸和消毒。來自山東省德州市醫院的三位醫生分外忙活，即將對楊某實施麻醉，開刀取腎。
“受體”進來看了看，嫌衛生條件太差，離開了。
正在這時，警察突然破門而入，手術沒能進行下去。
這臺手術如果成功，醫生、中介和供體總共可得報酬28萬元，而供體只會分得兩萬元。醫生和中介爲了暴利鋌而走險不難理解，而“活供體”僅僅爲了兩萬元甘願獻出一隻腎臟卻令人費思量。
10月20日，《法治週末》記者來到霸州，被稱作摘腎診所的“門秀傑診所”早已人去樓空，兩面的捲簾門上貼着霸州公安局的封條。
隔壁超市老闆告訴記者，診所老闆姓劉，是江蘇徐州人，聽說德州醫生是租用的三樓，摘腎事件與診所無關。
由於此案正在偵查階段，記者只得到楊某賣腎是爲了還債的說法，而什麼樣的債急迫到非要出賣器官來償還?難道就沒有他路可走嗎?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邢臺去年曾破獲一起多人賣腎、販腎案件，主要組織者已經刑滿釋放，這兩起案件有無相似度?楊某身上的謎題能否從這起案件中找到答案?
從賣腎到介紹賣腎
2010年7月，邢臺街頭髮生了一起打架鬥毆案件，公安人員在訊問一方4名當事人時，發現他們竟然分別來自四個省份，雖然租住在一起，但彼此之間並不熟悉，其中兩人左腹部都有一條長達20多公分的弧形刀痕。
經過進一步審查，得知他們是來賣腎的，兩人已經賣出，警察在他們的出租房裏，又發現了3個等候賣腎的人。7人聚集邢臺，是被一個網名叫“老劉”的人召喚而來，“老劉”管吃管住，併爲他們聯繫買方。
很快，“老劉”被警方抓獲。老劉並不老，只有29歲，這名李姓男子是邢臺市人，他的腹部同樣有一條長長的手術刀痕。
李某的到案，揭開了一個從賣腎者到介紹賣腎者的私密歷程。
2009年上半年，對於李某來說是煩心事接連不斷，父親多病;母親遭遇車禍後肇事者逃逸;生意虧本、討債者上門。身爲長子的他一籌莫展。
一次偶然機會，他從網上看到一條求腎信息，便動了賣腎的心思，經過多次聯繫洽談，李某瞞着父母家人來到北京。
中間人是一名醫生，他帶着李某與需要腎移植的患者和家屬見了面，經過檢驗配型，竟然成功了，雙方談定報酬18萬元。
在醫院，李某順利地完成了腎摘除手術。
事後，李某感覺自己的運氣挺好，“從聯繫患者到做手術只用了兩個月時間，還碰到一個好買家，得了18萬元。”通過這次賣腎，他得知醫院有很多等待腎移植的患者，如能聯繫到腎源和患者，從中牽線搭橋掙點錢還是可以的。
於是，李某開始上網搜索腎源的信息，找到賣腎的，就留下聯繫方式，然後搜尋買腎信息，讓賣腎方跟買腎方去接洽。然而，因爲兩方電話不斷變換，經常打不通，他的中介生意一次也沒做成。
看來該下點本錢了。李某在邢臺市租了套單元房，聯繫到賣腎方，就讓他們到邢臺，免費吃住，以保障腎源的穩定。
截至案發，10個月時間裏，全國各地陸續有30多名賣腎者來到邢臺，但李某隻介紹成功兩例，都是由“受方”中介帶領在鄭州某醫院做的腎移植手術，李某爲此掙得介紹費8500元。
邢臺市橋東公安分局郭警官告訴《法治週末》記者，當時刑法第八修正案還未出臺，沒有“非法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罪”這個罪名，我們只能參考北京的案例，對李某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刑事拘留。
2010年12月16日，邢臺市橋東區法院認爲李某構成非法經營罪，鑑於其認罪態度較好，酌情從輕處罰，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據本案主審法官魏茜透露，李某在介紹賣腎之初並未意識到自己的行爲是在犯罪，他說這是在做好事。
李某不願接受記者的採訪，他說：“這事不想說了，我本意爲救人，儘管收點中介費，但這麼多人(賣腎者)來吃來住，還要承擔體檢費用，實際賠了錢。沒想到會觸犯法律，蹲了一年監獄，丟死人了，我都沒臉回家。”說完他立即掛斷電話。
地下腎交易流程
陳某，21歲，湖北人，原來在北京打工，由李某介紹到鄭州某醫院賣掉左腎，得款4萬元，失去左腎後感覺體質下降，不能繼續打工，便留在邢臺幫李某聯繫腎源，希望從中掙點錢。
他在接受警方的訊問時說：“做‘人體器官移植生意’有三個必要條件，首先要有‘供體’，就是像我們這樣自願提供本人身體器官的人，其次要有患者，就是那些需要我們器官做移植手術的人，也叫‘受體’，再就是中介，把供體和受體聯繫到一起的人，是供患之間的紐帶。”
據李某交代，在賣腎過程中，僅有單方中介是不夠的，賣方有賣方中介，買方有買方中介，他作爲賣方中介負責聯繫供體，然後再與買方中介聯繫，“聯繫多了才知道，買方中介一般都是患者醫院的醫生。”
郭警官告訴記者，在李某介紹賣腎案中，經過調查發現鄭州某醫院有醫生參與，但地方保護太厲害，醫院不配合調查，致使受到法律追究的只有李某一人。
李某介紹成功的另一位賣腎者是山東人謝某，他被買方中介直接帶進鄭州某醫院病房，與需要腎移植的患者孟立偉見了面，爲了賣腎，謝某謊稱自己是“孟連偉”，即孟立偉的哥哥。
據專業人士介紹，我國人體器官捐獻，需要向醫院出示或遞交供體戶籍證明、與患者系近親屬關係證明以及親屬活體捐獻志願書、親屬活體捐獻手術同意書等，經醫院審查同意後方能手術。
該案主審法官魏茜說：“該案涉及的兩例腎移植手術，所有以上證明全部是虛假僞造的，雖未證明醫院涉案，但是可以說醫院的監管缺失也是這條黑色交易鏈的催化劑。如果醫院不僅僅審覈書面證明，而是與供體、患者分別面談，關於雙方身份關係能多瞭解一下，假的證明也許就不攻自破了。”
據瞭解，地下黑市腎交易報酬的多少，一般根據供受之間的配型、匹配點的程度決定，配型與匹配點越高，患者支付的費用就越多，但往往“供體”只得到很少一部分，大多被中介、醫生等中間環節所瓜分。
在上述案例中，供體獲得賣腎費僅4萬元，而患者購買腎源卻花費了12萬元。
賣腎低齡化隱憂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自願賣腎者多爲青少年，在邢臺賣腎案中，年齡最大的是李某，時年28歲，年齡最小的是四川達州人胡某，只有16歲。
在警方審訊的記錄中，他們是這樣訴說賣腎理由的?
“父母、哥哥都是農民，家裏十分窮，翻蓋房子需要錢，不能爲家裏出力我十分苦惱，偶然看到一篇父親賣腎救白血病兒子的報道，便動了賣腎的念頭……”這是21歲的陳某的談話記錄，訊問人員爲這段筆錄特別註明“低頭、哽咽”四字。
謝某，26歲，山東煙臺人，與陳某情況相同，賣腎得到4萬元，留下來幫助李某聯絡腎源，李某承諾成功一例提成3000元。
山東人快人快語：“因爲我缺錢，賣腎就是爲了掙錢。”
趙某，27歲，黑龍江明水人，來邢臺賣腎前在北京打工。
問：“爲什麼不顧身體健康出售自己的腎臟?”
答：“我媳婦想在北京買房子，我根本沒有經濟能力，沒辦法纔想到出賣腎臟。”
問：“爲什麼不靠自己的能力工作掙錢?”
答：“我在北京的工作收入僅夠吃飯租房，根本買不起一套房子。”
於某，21歲，山東日照人。“我欠別人錢，上班賺錢太少，不夠花，賣一個腎可以得到三四萬元。”
21歲的吉林永吉人莊某和27歲的吉林樺甸人方某，他們的理由都是“因爲缺錢花”。
23歲的黑龍江人李某說，錢不好掙，以前乾的工作都不順心，想多掙點錢翻翻身。
在衆多的等待賣腎的名單中，《法治週末》記者看到未成年人胡某的名字，他出生於1994年9月，應約來邢臺賣腎時還不滿16歲。
胡某初三即輟學外出闖蕩，因爲筆錄沒有記載，他爲什麼賣腎不得而知。
根據胡某留下的QQ號，記者上網欲加他聊聊，發現他不在線，暱稱是“×××”，在他的空間裏，記者看到他和朋友在邢臺市達活泉公園遊玩時的一組照片，陽光、帥氣的胡某時而依傍雕像，時而爬上樹杈，稚氣未脫的他儼然一個孩子，絲毫看不到愁苦的神情。
“之前，我曾聽說過爲親人捐腎賣腎的案例，覺得其狀可憐，值得社會同情，後來在網上看到賣腎爲了買手機的帖子，不以爲真，一笑了之。當接觸到本案、閱完卷宗後，我很心痛，無語了。”李某的辯護人林東閣律師對《法治週末》記者說，這些賣腎或等待賣腎的人如此年輕，他們的人生之路還很長，創業機會也很多，只要稍稍努力，就會衣食無憂，畢竟錢財乃身外之物，沒了還可以再掙，而器官割下卻不能重生。
魏茜法官表示，通過本案來看，確實有些人是因爲經濟窘迫、急需用錢而賣腎的，但大多數屬於好逸惡勞、貪圖眼前利益走上賣腎路。地下賣腎朝着年輕化、規模化蔓延，究竟是哪裏出了問題?如何才能杜絕?
10月25日上午，記者聯繫到在霸州險些被割掉腎臟的楊某的家人。
楊某的母親說：“我真不知道孩子去賣腎，我們就這一個孩子，不缺他吃穿花銷，即使家裏經濟狀況再困難也不會讓他去賣腎的。嚇死人了!幸虧公安民警去的及時，要不然孩子一生就毀了。”
據楊某的母親介紹，楊某原來在浙江打工，後來不知怎麼去了霸州，“經過盤問才知道他是被騙到一家傳銷公司，是不是爲了完成業績才賣腎?孩子不願多說，我也不敢問。現在楊某已經在當地找到工作，去上班了，以後說什麼也不能讓孩子遠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