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映的國產電影《送你一朵小紅花》成了今年第一部票房逾十億的電影。回顧2020年的電影市場，《我和我的家鄉》《金剛川》等高票房電影同樣具有相似元素——引發觀衆共鳴的，是普通人的現實真情。
看電影，某種程度就是在看自己。好的電影能讓我們發現平凡人身上的人性光輝，意識到原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可歌可泣。
以普通人視角激起時代的共情
“不要放棄愛與希望，每一個逆行和命運抗爭的，勇敢的人，都值得被獎勵一朵小紅花。”日前，易烊千璽、劉浩存主演電影《送你一朵小紅花》成爲中國影史第79部十億票房電影。《送你一朵小紅花》講述了一個溫情的現實故事，思考和直面了每一個普通人都會面臨的終極問題——死亡隨時可能到來，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愛和珍惜。
通過對現實和生活的提煉，致敬大時代中的普通人，是《送你一朵小紅花》引發共情的點。電影上映不久，暴力傷醫事件的受害者、北京眼科醫生陶勇的影評一度登上熱搜。在觀影過程中，他幾度落淚，想到了自己從醫經歷?那些堅強、樂觀、可敬的患者們。
當然，並不是每個觀衆都有陶勇這樣的感同身受。在男女主人公韋一航、馬小遠這一對患難知己惺惺相惜的故事背後，電影花了大量筆墨刻畫了他們的家人、朋友如何謹小慎微地度過每一天，也照進了許多現實家庭中的悲辛。當韋一航的父母想象自己失去兒子後的日常生活，並笑着拍攝下來給兒子看時，成爲全片最大的淚點。
選擇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紀念日”之際上映的《金剛川》，同樣把目光聚集於普通戰士，藉助他們的微觀視角，帶着觀衆一同感受戰爭的殘酷，以及平凡個體於絕境中留下的種種非凡之舉。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趙建中認爲，抗美援朝已成中國幾代人的集體記憶，中國人民志願軍可歌可泣的事蹟，也成了整個民族愛國主義、英雄主義教育的重要教材。“《金剛川》作爲一部重大題材的主旋律電影，不依賴於宏大敘事，而是聚焦於普通戰士，在片尾將戰士們用肉身架橋的場景雕刻成永久聳立的雕像，昇華爲令人景仰的英雄，這一表現手法頗具創意，也極顯高明。”
看完電影《金剛川》，市民奚女士從家中找出了父親抗美援朝時留下的照片。當時父親還未成家，是上海的一名裁縫，數年時間都在朝鮮幫忙做軍服。“我記得家裏還有一個搪瓷杯，是當時發的紀念品。”奚女士說，如果不是看到這部電影，自己或許不會聯想起這段過去，電影裏那些普通戰士的壯舉，讓她突然意識到，原來自己的父親也是一名英雄。
每個人身上都有小火花，優秀的現實電影創作能找準善良人性的穴位，用溫暖的故事“會心一擊”，激起時代的情感暖流。正如陶勇評價《送你一朵小紅花》時所說，“韋一航與馬小遠在苦難中仍相信美好，相信人間值得，相信隨手送出的一朵‘小紅花’，能開出漫山遍野的紅霞；相信人性的微光，能匯成滿天星火，溫暖你我。”有觀衆認爲，這不只是一部關於抗癌的電影，也是一部關於如何面對生活的電影。尤其經歷了疫情，更讓人們明白了平淡生活的來之不易。
爲現實題材找到類型出口
有了好題材和正向、積極的價值內容，如何把它們更好地傳遞出去，需要找到類型化的結合出口。《金剛川》講述了志願軍戰士以血肉之軀在重重炮火之下的修橋故事，表現了志願軍戰士的大無畏決心與勇氣。趙建中認爲，電影具有巧妙的敘事結構，對於戰爭題材影片有一定示範性意義。尤其該片借鑑奧斯卡獲獎電影《敦刻爾克》的表現手法，用三種不同視角講述同一事件，在短短的時間進程中充分擴展空間的包容性，憑藉多處呼應的敘事線索，使這個簡單的故事立體化，讓觀衆沉浸其中。
“主旋律電影不能只是把人物拍出來，還要傳播出去，產生正面效應。”在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教授劉海波看來，文藝影片類型化是近年來中外導演不約而同的選擇。《送你一朵小紅花》融合了愛情片類型元素，但將愛情主線放到兩個癌症病人身上時，賦予了影片獨特性和驅動力。
爲現實題材找到類型出口，是這些國產優秀影片票房口碑雙收的保障，也符合國際電影創作潮流。近年來，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國外佳作也是文藝與類型結合的示範。如2019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寄生蟲》使用犯罪和懸疑類型對階級固化進行了社會批判，2018年獲得金棕櫚大獎的《小偷家族》具有犯罪片的類型框架。“入圍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的作品無一不是文藝與類型結合的作品，如《喬喬的異想世界》是喜劇加戰爭類型，《小丑》是驚悚加犯罪類型，這些影片憑其類型特徵保證了可看性，而類型之外的文藝品質，即批判性、表達性和關懷性則是影片入圍奧斯卡的根本原因。”劉海波說。
2020年中國電影總票房204.17億元，超過北美成爲全球第一票倉，這無疑是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更新的電影語言、新的創作方法和敘事方式，引起觀衆的共情共鳴。無論《送你一朵小紅花》還是《金剛川》，都爲中國電影的發展進行了有益探索。
欄目主編：施晨露 文字編輯：張熠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來源：片方提供
來源：作者：鍾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