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麼樣的思想觀念，就會有什麼樣的應對模式和對策！只不過大多數人“身在廬山中”無所知覺而已。中西醫學的醫療行爲就明顯地體現出了這種思想觀念的差異。
很明顯，西醫學誕生於文藝復興以後的歐洲大陸。嚴格意義上可以說，現代西方主流醫學是建立在“新教”思想觀念上的醫療行爲。這種教義的核心是以“征服”（戰爭）的方式對待自然（外界），試圖改造自然，包括改造所有異己的東西。
結合到具體醫療中，西方主流醫學的治療模式只有兩種：“戰爭模式”爲主，“替代模式”爲輔。前者比如在炎症的治療中，想方設法找出殺菌、滅病毒的藥物，“徹底”解決問題，老的武器（抗生素）不行了，出現了反抗（致病微生物的耐藥性），再製造新武器（新的抗生素），以致今天武器氾濫（濫用抗生素成災）。後者諸如在維生素A缺乏的治療及女性更年期綜合徵的糾正中，或用合成的維生素A替代，或選用雌激素補充。再典型的，就是體現在器官移植、輸血等操作中：心臟不行，先修一修，通一通，或換一根管子（冠脈介入治療或搭橋）;再不行，換心、換腎、換肝，以新的替代之。
無可否認，戰爭模式也好，替代模式也好，都有它的價值，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功績。其中，戰爭模式在解決各類外源性感染和傳染性疾病等問題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肺結核之所以不再像20世紀20～30年代那樣肆虐，鏈黴素等可以直接殺死結核桿菌的“武器”的批量生產與運用，功不可沒。由於醫療領域“戰爭模式”曾“橫掃千軍”，所向披靡，所以主流醫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希望藉此模式來解決絕大多數疾病問題，這難免導致許多問題上的黔驢技窮！
很顯然，“戰爭模式”也無法徹底解決除外源性感染以外的大多數疾病問題（仰仗抗生素，也只是解決了部分感染性疾病問題）。然而在腫瘤治療中，我們卻鮮明地看到了徹頭徹尾的“戰爭模式”：無論是手術、化療、放療，還是微創治療，無一例外都烙上了“戰爭模式”。僅在免疫調節劑的運用上，作爲補充，祭起了“替代療法”的大旗（干擾素、胸腺肽、白介素的使用等皆然）。我們不否認“戰爭”加“替代”模式對腫瘤的一定有效性。然而，須指出的是：這兩種模式並不足以真正解決腫瘤治療的難題。#p#副標題#e#
我們知道，腫瘤不等於炎症。炎症大多是外源的，致病微生物對機體的入侵是問題的核心，消滅、殺死、驅逐等戰爭手段每可奏效，無非是要不斷設法更新武器（抗生素），使其殺傷（抗菌）更有效。而絕大多數腫瘤是內源性的，其病變的核心是（幹）細胞的分化及發育障礙。用我們通俗的比喻來說，就是孩子（社會或心理）發育不良，變成了“壞孩子”。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難以避免的生理過程。因此，有人認定在老年人身上出現癌細胞樣變化是一種正常的衰老現象。就像成千上萬個社會新成員在其發展過程中，難免有部分會變“壞”一樣。而一旦這些“壞孩子”（癌細胞）的生長失控，形成了諸如社會學上的黑社會幫派，那就開始危害社會安全了，這也就是癌細胞發展成了腫瘤組織。對此，主流醫學推行的是“戰爭模式”來解決問題，或割除、或毒殺、或燒死（放療），這的確有一定的效果，但他們畢竟本身也是機體（社會）的一員，殺了“他們”，不僅可能殃及無辜（就像化、放療造成嚴重損傷一樣）;而且，如不解決滋生“壞孩子”並促使其成爲“黑幫”土壤（就癌症發生而言，如內分泌失調、精神壓力、免疫系統崩毀、虛弱等的內在“小環境”），即便能徹底殺了“他們”，仍會不斷冒出新的“壞孩子”和“黑幫”，猶如腫瘤的轉移與復發一樣。
因此，在腫瘤治療中，應該改變思路與對策了。國際新興的強調靶向治療，主張適度綜合治療，熱衷於誘導癌細胞分化與凋亡等，都體現了這種重要的新趨勢。而且，這種新趨勢是人們在努力了數十年，付出了血的代價以後換來的重新思考與覺悟。筆者多年的實踐經驗積累也足以表明，結合適度的西醫學對抗性治療，如手術、化放療等，更注重綜合的中醫藥調整模式（我們稱之爲“王道”調整、“零毒抑瘤”）是解決腫瘤問題的較爲理性，且常常更爲有效的模式。因此，是到了審慎地重新評估舊有的腫瘤治療模式之利弊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