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導讀
他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他在市傳染病醫院一間8平方米的病房一呆就十年。他在家人、護士及一些社會人士的關懷下，現已重樹生活的信心……
昨日，重慶市傳染病醫院。
醫院二科坐落在門診部後面的半坡。長長的過道，除偶爾有戴口罩的醫護人員匆匆來回於病房外，整棟房子安靜得讓人窒息。過道一頭的幾間病房，被兩層玻璃門攔住，第一層玻璃門上方貼着一個碩大的“靜”字。距第一層1米多的地方是第二層玻璃，上面貼着血紅色的提示語：請戴口罩、穿鞋套……裏面，便是艾滋病病房。
艾滋病感染者王民（化名）住在22號病房。儘管採訪王民獲得了院方同意，但醫務人員還是要按程序查驗證件。“這是規定，我們不能違反。”
經醫務人員聯繫，當王民走出兩層玻璃門來到面前時，記者伸手與他相握，他竟側身躲過，笑着拒絕：“別人見我躲都來不及，你還敢和我握手？”
吸毒染病
“開始，我還慶幸毒品沒有人們所說的那樣可怕。直到半年後，我才知道自己已上癮了。”
走進22號病房，王民推開窗戶，一縷陽光鑽進房間。
“再過幾天，我在這間病房就住了整整十年。十年啊，我終於挺過來了！”王民站在窗邊笑着說這話的時候，陽光正照在他臉上。
“乾脆，我們到外面去聊。”王民覺得在病房談話放不開，提議到室外林中專供病人休息的地方慢慢聊。
王民45歲，渝中區大同路人，原是石橋鋪一企業職工。
王民講述：15年前，一個朋友到我家串門，拿出隨身攜帶的海洛因讓我看。我出於好奇，第一次將一耳勺海洛因放進煙裏吸食。之後，我連續試了幾次，均沒上癮，我還慶幸毒品沒有人們所說的那樣可怕。直到半年後，我在一次出差途中突然感覺心慌，且特別想吸毒。經別人提醒，我才知道自己已上癮了。
從此，僅5年，王民幾萬元積蓄全部吸光，還經常撒謊向父母索要毒資。爲此，他和妻子分道揚鑣。
10年前，王民吸毒時被警方現場抓獲，送到戒毒所強戒。警方爲他檢查身體時，發現他感染了艾滋病。
“開始我不相信。”王民以爲檢查出了錯。他說，自己曾3次與毒友共用一個針管。他覺得三次就感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性不大。民警把他的血液送到成都再次化驗，確診無疑後，他不得不相信了。“完了，完了！我當時頭腦一片空白，覺得一輩子就此完了。”憶及十年前的情景，王民臉上的表情很複雜。
當時，由於重慶發現感染艾滋病的人不多，他被送到市傳染病醫院隔離治療。從此，他住進了8平方米的病房。
#p#副標題#e# 隔離治療
“得癌症死了，別人絕不會說三道四，但感染了艾滋病，即使死了別人也會嗤之以鼻。”
“當時我很悲觀。”王民隔離治療不久，他被家人接回家過節。路過石橋鋪一家熟人開的餐館時，見有朋友在吃飯，他去和朋友擺了幾句，餐館老闆立即上前，“客氣”地請他不要在此呆久了，說是會影響他的生意。當他知趣地退到餐館旁熟人的茶館，和另一朋友打招呼時，茶館老闆也“客氣”地請他站在外面說話。
“那種場面好尷尬。”王民對感染艾滋病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幾次尷尬讓他覺得太丟人。
“得癌症死了，別人絕不會說三道四，但感染了艾滋病，即使死了，別人也會嗤之以鼻。”多次碰壁後，王民最怕見到熟人。
王民講述：後來，我主動向單位辭去工作。即使單位讓自己繼續上班，肯定沒人願意和我同班。辭去了工作，我成天在病房睡覺，抱着過一天算一天的想法，以此等待死神降臨。這時，我揹着醫護人員，仍經常偷偷吸毒。
只有父母沒有嫌棄我。隔離治療後，很多朋友都離我而去。我父母雖心裏難過，但隔三差五仍到醫院看我。見我身體一天天消瘦，每次，母親都要給我煲一鍋湯，帶一些熟食，臨走還給我兩三百元錢。
“父母每次來看我，我都要難過好幾天。”王民說，父母都七十多歲了，本來身體就不好。他們每次大老遠來，佝僂着身體，高一腳矮一腳，稍不注意就可能摔倒，讓人很擔心。隔離治療一段時間後，王民開始反省：偷吸毒品實在對不住父母。他每次最怕看到父母離開病房時對自己那種期盼的眼神，“父母一走我就關閉房門一個人流淚，發誓一定戒掉毒癮。”爲此，王民三次主動到戒毒所強戒。後來，他終於遠離了毒品。
#p#副標題#e# 從死到生
“他們不但沒歧視我，還把我當朋友。我的人格得到了他們的尊重。”
這些年來，王民考慮別人對艾滋病的顧慮，自己也變得很自閉。“侄女8歲了，我一次沒抱過。”王民沒有子女，自與生活五年的妻子分手後，他再沒接觸過女人。於是，他把對孩子的渴望和愛傾注在侄兒、侄女身上。他尤其喜歡哥哥8歲的女兒，每次他被接回家團聚，侄女都要親近他。侄女要他抱，他也想抱抱侄女，但每次父母和家人都有意不讓侄女親近他。遇到這種情況，王民也只好悄悄躲開，把對侄女的愛藏在心頭。“爲避免尷尬，我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
王民講述：逢年過節，家人也會把我接回家，爲我專門擺一副碗筷。家人還是與外人一樣，對我“另眼相看”，這讓我心裏很不是滋味。雖然，我很理解他們的做法，但是，他們對艾滋病的理解不夠。其實，艾滋病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可怕，它除了吸毒、性傳播、母嬰傳播和血液等幾種傳播途徑外，一般是不會感染的。我也是在感染艾滋病後，通過醫生講解和看書獲得這方面知識的。
王民最初隔離治療時，每天的活動範圍被固定在8平方米。爲此，他很不習慣。加之想到自己活不了多久，心裏總是悶悶不樂，並有過一死了之的念頭。“是護士拯救了我。”王民說，十年來，護士換了一撥又一撥，自己卻一直住在22號病房。最初，醫院設備很差，護士擔心他難熬，特地給他找了一臺舊電視。得知他洗衣服沒有衣架，護士專門從家裏給他帶來衣架。“他們不但沒歧視我，還把我當朋友。我的人格得到了他們的尊重。”
“我們對所有病人都這樣，你不要覺得這是對你的特殊照顧。”護士長肖文秀開玩笑說。她說，尤其感染艾滋病的病人，更需要得到心靈上的安慰。王民經過護士的經常開導和鼓勵，逐漸樹立了戰勝病魔的信心。於是，極度無聊時，他開始用書籍打發時光。病房裏，一個簡易的書架分爲三層，每層都塞滿整齊的書籍。
“十年來我記不清看了多少書。”王民通過閱讀，知識面寬了，心胸也寬了。爲打發時間，他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
現身說法
“活一天，就要爲預防艾滋病多作一些宣傳。”
“他這幾年像變了個人，成了病人中的活躍分子。”肖護士長說，過去王民不願離開醫院與外界接觸。近兩年來，他經常與醫護人員一道，去社區搞艾滋病預防知識宣傳，把自己的經歷當活教材，勸導別人珍愛生命、遠離毒品、正確認識艾滋病。
說到對活動的熱心，王民返身進入病房，指着書架上與濮存昕的合影說：“他對我影響很大。”
王民講述：2002年，濮存昕作爲預防艾滋病的形象大使到醫院看我。他不僅和我握手，還和我交談了很久，鼓勵我好好養病，戰勝病魔，最後與我合影留念。每當我心灰意冷的時候，一看到這張照片就又有了信心。
還有一次活動讓我印象很深。前年的艾滋病活動日，我與醫務人員到三峽廣場搞宣傳。我的“現身說法”感動了市領導。市領導主動上前與我親切握手，詢問了我的一些情況，對我說了一些鼓勵的話。從此，我更是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決心活一天，就要爲預防艾滋病多作一些宣傳。
“他爲很多艾滋病感染者作過思想工作。”肖護士長說，很多艾滋病感染者剛入院時很悲觀，王民知道後主動去做思想工作，鼓勵病友振作起來。“他出面，比我們做工作更奏效。”
去年底，萬州的小李因感染艾滋病住進醫院。小李覺得無法面對親人和朋友，不堪打擊，想一死了之。王民得知後，以患者的身份向小李“現身說法”，在他的影響下，小李重新樹立了生活的信心。前不久，小李出院時，還特地給他留下聯繫方式，表示今後要多與他聯繫，共同堅強面對生活。
“通過做工作，我可以多交些朋友。萬州的小李、渝北的小楊……”王民細數做過思想工作的艾滋病感染者，臉上有了幾分成就感。
王民說，他目前視力不如從前，反應比以前遲鈍，身體免疫力越來越差，但在醫院雞尾酒療法的治療下，他對自己充滿信心。“畢竟，全社會關愛艾滋病感染者的人，已越來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