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到了下午6點，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以下簡稱疾控中心)的艾滋病自願諮詢檢測中心卻還沒有下班。這時，一位20出頭的小夥子推門走了進來。身穿白大褂的護士長用溫和的語氣問他：“你是預約了來做檢測的吧？”小夥子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額，那個，我是來找雲海的。”護士長會意地笑了，對他說：“那你直接上二樓吧，他就在上面。”小夥子說了句謝謝，然後徑直朝樓上走去，同樣穿着白大褂的雲海已經在門口等他了。見到雲海，小夥子立刻舒了口氣，說話也變得活潑起來：“原來你在樓上啊，不好意思啊，我已經提前下班了，但還是堵車，等久了吧。”雲海親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說：“沒關係，跟我進來吧，我先給你做一個知情同意的說明，然後你再下去找護士做檢測。”
雲海是疾控中心的外聘工作人員，負責動員和接待男同志羣體參與艾滋病自願諮詢檢測。成熟穩重的他穿上白大褂，看起來和疾控中心的其他醫務工作者沒有什麼兩樣，不過對於男同志羣體來說，他是能讓大家放心的“自己人”。#p#副標題#e#
有意義的事情
在從事這份工作之前，雲海在一家國有合資企業工作，各方面待遇都不錯，還分到了福利房。不過，每天和機器打交道，周而復始地重複着同樣的工作，讓他覺得“生命中缺乏有意義的東西”。2005年，30歲的雲海給自己放了一個長假，去西藏旅行，希望能弄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麼。然而，在西藏呆了一個月，他還是沒能找到心目中“有意義的事情”，只好返回北京。
正當對未來充滿迷茫的時候，他無意中在網上看到了一家叫做北京愛知行研究所的公益機構正在招聘同志同伴教育志願者的消息，他忽然感覺到自己內心深處久違的興趣和激情被點燃了。
“我大學時開始意識到自己對一位男同學有着不同尋常的感情，整天想看到他，想和他在一起。大二時，我高中時的女朋友來學校看我，我才發覺原來一直以來，我對她的感情只是像好朋友那種，完全沒有跟那位男同學在一起時的心跳和幸福。這是我才明白，原來自己是同志。”於是，他迫切地想要了解自己，他找來了很多心理和健康方面的書籍，在這過程中，他了解了同性戀，也認同了自己，同時也接觸到了很多艾滋病的相關知識。畢業後，他一直在國企工作，嚴肅的工作氛圍逼得他必須要時刻注意隱藏自己的身份。當看到有機會能爲同志羣體做些事情的時候，他立刻就做出了決定，他要告別那種壓抑的環境，他要回歸自我，要讓生命活得有意義。#p#副標題#e#
2005年6月，在北京愛知行研究所聽過幾次艾滋病知識講座和同伴教育培訓後，雲海第一次來到北京著名的男同志聚集地“東單公園”開展預防艾滋病的同伴教育。他說：“當時我特別認真，還專門設計了一個問卷。我和一位年長的老同志在公園裏聊了很久，我很想了解公園的歷史還有老一輩的同志是怎麼樣生活的。當時聊得特別開心，我發現自己與人交流時感覺很好，溝通能力也還不錯，這堅定了我參與這項工作的信心。”
在雲海利用業餘時間參加同志防艾志願工作一年之後，一位志願者朋友告訴他，疾控中心的馬小燕大夫想找一位男同志做助手，幫助她開展艾滋病自願諮詢檢測的工作。馬小燕是北京最早在男同志人羣中開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醫生之一，深受同志社羣的信賴和愛戴。雲海第一次在愛知行研究所聽講座時，講課的老師就是馬小燕。雲海對馬小燕十分敬佩，一年來的志願者經歷也讓他感覺到爲同志人羣工作就是自己一直想要尋找的“有意義的事情”。於是他請那位朋友向馬大夫推薦了自己，雙方見面之後，互相瞭解了對方的想法和情況，馬大夫認爲這個樸實、穩重、有愛心的青年就是自己心目中要找的助手。#p#副標題#e#
溝通的橋樑
2006年4月，雲海正式以外聘工作人員的身份到疾控中心下設的艾滋病自願諮詢檢測中心工作。以公開的同志身份到政府部門工作，這不僅對雲海是一種挑戰，對檢測中心的工作人員而言，也是一次全新的嘗試。雲海笑着說，剛開始，一些大夫和護士總是對他特別客氣，生怕讓他感到見外，這讓大家都有點拘謹和放不開。於是，雲海就主動對大家說：“如果你們想了解關於同志的一些問題，比如同志們常用的稱呼、暗語之類，可以隨時問我，就算我不知道，我也可以去問別人。”雲海的一番話打開了大家的心扉，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後，大家都喜歡上了這個踏實、勤快的年輕人。
雲海的到來爲檢測中心解決了一個最頭痛的問題，那就是醫務人員與男同志人羣之間的溝通問題。與雲海共事的孫大夫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雲海就像一個橋樑，能把我們醫務人員和男同志人羣很好地連接起來。由於他自己是同志，又很有親合力，許多來我們這檢測的男同志有什麼不方便或者不願意跟我們說的東西都可以跟他說；同樣，我們有什麼希望向男同志羣體傳達的信息，通過他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開始，家人非常不理解雲海爲什麼放着好好的國企不做，卻選了一個收入低，社會地位也不高，既無名又無利的工作。雲海只能慢慢地做家人的思想工作，告訴他們錢不是最重要的，夠花就可以，知足才能常樂，最重要的是自己覺得快樂和充實。漸漸的，家人也就不再提這件事了。雲海笑說，再怎麼說自己也是有房一族，沒什麼經濟壓力，只求開開心心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就這樣，雲海一干就是三年。2008年，在疾控中心的支持下，雲海和其他一些志願者成立了一個名爲“納米社團”的志願者小組，專門在男同志人羣中開展艾滋病預防宣傳。雲海說，之所以取名爲“納米”，是希望自己的團隊能夠從小事一點一滴做起，踏踏實實做一些實事。#p#副標題#e#
艾滋病不等於同性戀
在一線工作了三年，雲海接觸過的前來做艾滋病自願諮詢檢測的男同志不下千人，但這也僅僅只是男同志人羣的極小一部分，他深深感受到了男同人羣防艾工作的任重道遠，也更加覺得肩上的責任重大。
雲海認爲，目前社會上對同志人羣有着很多的誤解。比如，有人認爲男同志都是娘娘腔，男同志都很花心，男同志沒有真感情只有性等等。“但是，最嚴重的誤解在於，很多人都把同性戀等同於艾滋病，這種錯誤的認識不單單對於男同志人羣是一種污名化和傷害，更在於它對整個艾滋病的預防工作是非常有害”，雲海說，“有兩個活生生的例子。曾經有一位年過三十的男同志來找我們做艾滋病檢測，他從未和任何人發生過性行爲，也從未有過輸血或者注射吸毒的經歷，只是聽說艾滋病是同性戀得的病，就整天的提心吊膽，更不敢和任何同志接觸，身心都因此受到了極大的傷害。還有一位剛新婚的女士，陪一個男同志好友過來做檢測，她無意中說了一句，“幸好我不屬於艾滋病的高危人羣”，我們就告訴她，高危人羣的說法其實是不科學的，只要是不安全的性行爲，都有可能被傳染艾滋病；她當時就嚇住了，說自己和丈夫從來沒用過安全套，結果一查，還真的是陽性，我們都爲她感到可惜。所以，我們一直強調只有高危性行爲，沒有高危人羣，不能把艾滋病和同志羣體劃等號。”
對雲海和疾控中心的醫務人員來說，還有一件最讓他們頭痛的問題就是“知行不一”，很多人明明瞭解艾滋病的相關知識，也明白安全性行爲的重要，但總有一些人因爲種種原因沒有采取安全的性行爲。有人說不好意思買安全套，有人說忘記買了，有人說因爲太喜歡對方一激動就忘了，也有人說用了安全套不舒服，總之五花八門的理由都有。但是，激情過後，便又陷入深深地懊悔和擔心之中。如何解決“知行不一”的問題，是雲海和疾控中心的醫務人員接下來要重點研究和想辦法解決的。#p#副標題#e#
“其實，艾滋病不僅僅是一個疾病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在雲海看來，社會傳統觀念對於同志人羣的偏見和歧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男同志人羣艾滋病預防工作的效果。
“我還碰到過兩個親兄弟來檢測，都是同志。他們說，自己出生在農村，在老家，兩兄弟都不結婚生子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他們就想趁結婚之前，多找些同志做愛，免得回到老家結了婚就再也找不到了。他們問我，你說像我們這種情況到底應不應該結婚。我真的覺得很無奈，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們。”雲海說，除了艾滋病防治的相關問題，來檢測的人問得最多的就是結婚的問題。許多男同志都被迫選擇和女性結婚，從疾病傳播的角度來看，這無疑加大了女性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對此，雲海表示了深深的擔憂。
問到未來的打算，雲海說：“我很喜歡現在的工作，也會一直堅持做下去。不過，經過這3年，我感覺男同志人羣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光靠疾控部門和同志志願者的努力還遠遠不夠，它更需要整個社會觀念的改變和進步，以及男同志人羣自身的自律。因此，我希望以後有機會的話，可以嘗試一些思想層面上的文化傳播或教育活動，爲推動和改變這種狀況出一份力。不管如何，我都會繼續爲同志羣體服務和盡力，因爲它讓我感到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