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胡適用的病機
清初名醫劉潛江《本經疏證》認爲，柴胡以昇陽爲用，“蓋柴胡非徒暢陽，實能舉陰，非徒能暢鬱陽以化滯陰，並能俾陽唱陰隨……六氣因鬱而升降之機阻者”，皆可用之以轉其樞。
鄒潤安由此而認爲，“則柴胡之用，必陰氣不紓，致陽氣不達者，乃爲恰對。若陰氣已虛者，陽方無依而欲越，更用昇陽，是速其斃耳，可乎！故凡元氣下脫，虛火上炎及陰虛發熱，不因血凝氣阻爲寒熱者，近此，正如砒鴆矣。”這段話很關鍵，它指明瞭柴胡所適用的病機以及誤用所帶來的危害。王孟英在《重慶堂隨筆》的批語中對鄒氏此說作了充分的肯定，並例舉了自己親聞的一個由於肝陰素虧而失明，後又誤用柴胡致兩脅脹痛，且巔頂發熱如火的實例。張錫純亦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記載過一患者因肝陰素虧更用柴胡、枳實，致全身顫抖不止、怔忡煩亂而病危。此外，如張景嶽、徐靈胎、葉天士等醫家也大多持此類似的觀點。
現在，雖然有的《中藥學》教材也明確柴胡“真陰虧損，陰虛火旺者宜慎用”，但也有人對“柴胡劫肝陰”一說持保留態度，認爲自己用柴胡尚未發現明顯的不良反應。鄒氏關於陰虛陽越忌用柴胡的告戒還是有道理的。
柴胡能通上焦
柴胡能通上焦，這從仲景描寫小柴胡湯之效“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一段話中可得見。
鄒潤安對此解釋說：“上焦不通則氣阻，氣阻則飲停，飲停則生火，火炎則嘔吐。半夏、生薑能止吐蠲飲，然不能徹熱；黃芩能徹熱，然不能通上焦；能通上焦者，其惟柴胡乎！”他認爲，小柴胡之主證往來寒熱也是由於上焦不通所致，“蓋惟痰凝氣滯，升降之機始阻。當升不升，則陽怫怒爲熱，當降不降，則陰鴟張爲寒。”在此用柴胡，正是拔樹尋根之治。
小柴胡證也有不往來寒熱的。由於傷寒中風多見嘔逆或乾嘔，只要無麻黃、桂枝證，但見喜嘔一證，則雖發熱者，便可用柴胡湯。還有一類既不往來寒熱，也不嘔，但是如果有心下滿、脅下滿、胸脅滿、脅下硬滿，心下支結、心下急鬱郁微煩等症狀者，皆屬於上焦不通，也可用小柴胡湯。故柴胡實爲通利之藥，《本經》謂其“推陳致新”，誠非虛語。
“旋其中樞”用柴胡
非上焦不通而用柴胡，是由於中樞不旋而升降失常者。其證或見“陽脈澀，陰脈弦，腹中急痛”（即少陽兼裏虛寒證，見《傷寒論》第100條）；或見“少陰病，四逆，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即四逆散證）。出現這些症狀，也是由於陰陽升降之機失常所致。鄒氏說：“‘咳’、‘悸’、‘小便不利’，不降也；‘腹中痛’、‘泄利下重’，不升也。病同一源，或爲不升，或爲不降，亦可見其中樞不旋矣。旋其中樞，舍柴胡其誰與歸？”
再以治瘧母及癥瘕的鱉甲煎丸爲例，鄒氏說：“夫鱉甲煎丸其意在攻堅，堅去而樞機不轉，則病邪與氣血相溷，必復結於他所爲患。因此在本方中不僅用柴胡，且量稍重（六分），得君藥（鱉甲十二分）十分之五。這個比例遠遠高於它在薯蕷丸（其意在補虛）中的比例（即六分之一）。故鄒氏說“欲攻堅者，轉樞機爲要”，這就爲我們治療癥瘕一類疾患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柴胡非治勞之藥
關於用柴胡治勞，醫家歷來有爭論。對此持批評和反對態度的如寇宗奭，他說“苟無實熱，必不得用”。而李時珍又非議寇氏之論。鄒潤安則引仲景所謂“男子平人，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之說，認爲“脈大，陰虛也；極虛，陽虛也。勞有兩途，陰虛、陽虛盡之矣，而可用柴胡耶？”然而，他又自已提出疑問：爲何治“虛勞、諸不足、風氣百疾”之薯蕷丸用了柴胡？對此，他認爲寇、李二人所言“多爲似勞非勞者誤耳”，並不符合古人之旨，即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勞證，而是屬於《金匱要略》說的“五臟虛熱”。他引用徐忠可的話說：“曰虛熱，以別於實邪也，謂五臟之間爲虛邪所襲，因致血氣滯而不暢，則表裏之間虛邪作熱，惟虛邪四時皆有之……柴胡爲半表半里和解之品，且能暢發少陽生生之氣，四時鹹用焉。後人逍遙散等方，此其嚆矢也。而謂之勞，則亦失其實矣。”
鄒潤安在《本經序疏要》卷七論虛勞篇中還說：“虛由於自然，勞因於有作。譬諸器物，虛者製造之薄劣，勞者使用之過當。仲景論虛勞，凡言勞者必主脈大。雲脈浮，脈浮弱而澀，脈虛弱細微，脈沉小遲，皆不謂勞。則可見勞者脈必大，虛者脈必小。勞者精傷而氣鼓，虛者氣餒而精違。”在這裏他對虛與勞作了清楚的鑑別，雖然二者也有共同之處，如都可兼有消渴、吐唾血、腰痛、陰痿、崩中等症狀，在治法上也比較接近（如補、安、益、養等）。就在此虛勞篇中，他一共列藥65味，無非補精補氣兩端，但其中卻未列柴胡。可見他認爲柴胡非治勞之藥，以其並無補益五臟之效也。
總之，“柴胡之爲物，其用在陽爲陰蠱”，故柴胡主疏，能通上焦及旋其中樞，昇陽，開氣分之結，凡痰凝氣滯、升降之機受阻及有癥堅者多用之。惟陽乘陰位，陰逼陽浮者忌之，否則禍患之來捷於桴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