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面前的，是一個19歲的男生，也是一個同性戀者，並且是一個艾滋病毒感染者。儘管我總是自認爲對這些事情保有足夠的“理性”，但是，如果不是他親口說出他確診感染了艾滋病毒，我根本不可能往這一點上想。
事實上，也根本不可能看出他是這樣一種身份。這個19歲的男生，19歲的同性戀者，19歲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來自農村，很早就出來工作了，幾個月前，確診感染了艾滋病毒。生活在大城市，卻保持着一種淳樸，他面帶微笑，敘述他的經歷。
吳幼堅主持的同性戀親友會在11月29日，週日，組織了一次聚會，她叫我也過去，於是，我見到這個男生，還有另外的6個人，6個男同性戀者，並且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這應該算是“內部聚會”，在此，他們坦承了他們的這種身份。
其中一個男生講到他經歷過兩回“一夜情”，其中一次沒有用安全套，而後便確診感染艾滋病毒。爲此，他懷疑過和他發生性關係時未使用安全套的那個人，也特別去尋找過他，但沒有找到。當時，我想問他一個問題：假設他找到了那個人，假設能夠確認就是那個人將艾滋病毒傳播給了他，那麼，他是否會走法律程序，是否會將那個人告上法庭？#p#副標題#e#
但是，我沒有問出口，這樣的提問有些不近人情，儘管“人情”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法律應有其權威，應有其警示力。2006年3月，政府制訂的艾滋病專項行政法規《艾滋病防治條例》實施，第38條、62條便是對這類問題的規定。中國的艾滋病立法，似乎還是在一頭霧水之中。不過，那個男生說，他現在沒有任何怨悔，沒有任何怨恨。
此外，政府方面雖然不得不拿出針對艾滋病的政策，比如“四免一關懷”。但政策的執行有種種阻撓，最明顯的就是戶籍制度。其中有一個是在廣東工作，但其戶籍不在此地，故而不能完全享受“四免一關懷”，只能回到戶籍所在地，才能拿到國家公共財政提供的藥物。
好在，他們目前都還沒有發病，只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毒攜帶者”，而不是“艾滋病人”。有不少這樣的案例，儘管一個人是感染了艾滋病毒，但在很多年裏他都不會發病，依舊能夠健康如常地活着。
我不能說什麼，他們畢竟已經走出了確診感染艾滋病毒之初的那種恐怖心理狀態，在積極地尋求生活，並以防禦艾滋病志願者的身份在開展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工作。他們，是很不幸，但無論如何，他們都是非常勇敢的人，他們都是值得尊重的人，他們都在承擔一種“責任”。
聽其敘述，他們基本都出身於單親家庭，認爲從小便很少感受到來自家庭、父母的愛。一切都過去了，或許一切的不幸也就源於最初的不幸，這也許就是一種宿命，但就他們的心態來看，他們並沒有陷入這種“宿命感”，他們表現得很陽光。#p#副標題#e#
我不能說什麼，我只好深切地希望，我只好誠摯地祝福，他們能夠更爲樂觀地生活，感染艾滋病毒雖然已成事實，但他們或者能夠長久地保持健康，長久地健康如常地生活，或者10年、20年內，針對艾滋病的有效藥物就誕生了。
理性，並不足以抵禦艾滋病，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那麼厲害的大思想家，法國的米歇爾·福柯，他也是一名同性戀者，1984年死於艾滋病。在那個年代，在艾滋病面前，“理性主義”完全落空了。
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可是艾滋病毒“在”的時候，人們卻對它一無所知。那時，艾滋病在同性戀人羣中被大量發現，人們因此而一度認爲艾滋病就是“同性戀綜合症”，但在後來的“經驗主義”之下，人們才又修正了這一足以導致迫害同性戀人羣的看法。
儘管如此，如果完全沒有“理性”，事情只會變得更壞。面對性，面對性行爲，面對同性戀，面對同性性行爲，面對艾滋病毒，我們能夠保有怎樣的“理性”呢？就以我自己而言，我常常自認爲足夠“理性”，常常自認爲能對自己的行爲負責，但是，我不敢因此而對自己作絕對的判斷。於是，只好讓自己更加“理性”。
是否可以這樣問：如果有一天，我發現自己也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我會怎樣？同樣的，如果有一天，你也發現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你會怎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