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最早在臨牀上被發現是在1981年，其病原體在1983年被確定。至今三十多年過去了，科學家們仍在尋找預防和治療艾滋病的辦法。儘管取得了不少進展，但一位權威科學家擔心艾滋病研究可能已經誤入歧途。
在艾滋病最早的爆發中，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傑伊·列維(Jay Levy)和三四名同事在許多壓力之下從病人的血液裏分離出了HIV。他們是最早發表論文報告發現艾滋病病原體的三個研究小組之一。自那之後，列維一直專注於艾滋病的研究。在這種疾病被發現十年的時候，列維說人類對它的認識只是“二年級水平”;在三十年的時候，他認爲人們也纔到“五年級水平”。
現在，列維擔心人們一些考慮問題的方向是跑偏的。“我的擔心是，對於艾滋病和HIV的研究方向和某些觀點是誤入歧途的，研究者必須停下來，然後根據科學所指引的方向前進。”列維最近對記者說。
一年半之前，在一次雜誌主辦的學術會議上，列維首次表達了他的一些擔心。會後，《分子醫學動態》的主編找到列維，約請他把自己的觀點寫成文章發表出來。
於是，列維寫了一篇文章，它發表在2015年4月份的《分子醫學動態》上。其中，列維一共整理出了六條研究者對於艾滋病和HIV的錯誤觀念，並認爲研究者對某些思路的忽視會“威脅到HIV感染的長期解決方案”。
人體的防線
幾十年過去了，列維仍然清晰地記得當年艾滋病剛剛被發現的時候，每一個來到實驗室的患者都對生存充滿了絕望。艾滋病就像是死刑判決。但隨着時間的推移，研究者們發現，某些艾滋病患者是可以控制好HIV感染的，他們並不需要治療。具體來說，HIV-1型感染者中有5%到8%的人能至少控制病毒10年，有些人能夠長達35年。還有一些人多次暴露於HIV卻能夠免於感染。
HIV感染就意味着死亡嗎?這是列維指出的第一個錯誤觀念。“許多被感染的人都不需要治療就能過正常的生活。對這種看起來減弱了的病毒感染進行研究，會讓我們學到很多。”列維表示。
這一發現其實並不是近幾年纔有的。早在1996年，就有研究者發表文章指出了這一現象，並將原因指向了人體的先天性免疫響應。當時，研究者提出疑問：這是否意味着“大自然已經替我們完成了實驗”?2001年，列維再次提出這一觀點。在HIV入侵人體的幾分鐘時間內，先天性免疫響應會發揮作用，試圖阻斷病原體。如果這一行動沒有成功，那麼獲得性免疫會在接下來的幾天到幾週中與HIV鬥爭。
在防禦的過程中，先天性免疫細胞會製造細胞因子來直接控制病毒，以及影響獲得性免疫響應的程度。因此，先天性免疫響應是人體對付外界入侵微生物的第一道防線，在對抗艾滋病的研究中，它的重要性應該與獲得性免疫等同——這是列維強調的第二點。
他指出，如果能用疫苗來提升早期的先天性免疫響應，那麼這對於對抗HIV將會是很重要的。
不過，即便已經有了三十多年的研究經驗，人類仍然並不完全清楚免疫系統是如何對HIV入侵做出響應的。這是一個涉及多種細胞和多個機制的複雜過程。有一類叫做CD8+的T淋巴細胞很長時間以來受到科學家的關注，因爲它被認爲能夠殺死被HIV感染了的細胞。
而列維強調，CD8+細胞並不見得殺死被感染的細胞，而是可以通過某些細胞因子(CAF)抑制病毒，讓病毒無法繁殖，細胞也不必死亡。在臨牀上，屬於此種情況的病人會保持一種相對健康的狀態。正是由於這樣一種機制能夠應對所有亞型的HIV，列維認爲從這個角度來研究艾滋病疫苗是很重要的。
尋找治癒方法
在對艾滋病的治療中，抗逆轉錄病毒治療(ART)是一種被廣泛應用的方法。根據2013年發表的一項研究，ART能夠快速大幅度提高成人病患的壽命;在2004年到2011年間，這一療法讓非洲南部某地區的患者壽命提高了11.3年。
在實際操作中，一個人一旦被確診感染HIV就很可能被醫生開出ART的處方。然而列維認爲，這樣的做法並不正確。他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出，“不管病毒複製的情況而一刀切地採用療法，這是否會免除傷害，是並不清楚的。”長期的ART治療可能會產生副作用，包括肝和腎的紊亂。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樣，一些人雖然被HIV感染，但是病毒在體內是被抑制的。列維說，問題的關鍵在於，究竟是這種低水平的病毒複製對身體所帶來的傷害大，還是療法的副作用對身體的傷害大。
他並不建議對所有感染者都使用ART療法。這是列維提出的第四點。“讓人終生接受ART療法，就像是無窮盡地讓人做化療。”他寫道。
同時，列維也建議他的同行們慎將ART當作預防艾滋病的手段來運用。這似乎是一種趨勢：ART近些年開始被越來越多地用在了HIV陰性的人身上，以達到預防的目的。然而列維認爲這也是歧途，只是在追求短期效益。他擔心具耐藥性的病毒可能會由此產生。
在艾滋病的預防上，自1980年代初，研究者就在尋找疫苗。三十多年過去了，進展並不順利。在衆多一期、二期、三期的實驗中，只有一個達到了有限的保護，有效率也僅僅是31%。現在，衆多的研究項目將注意力放在尋找更好的抗體來消除病毒上。有少數研究曾經着眼於先天性免疫響應，但並不成功，這個方向也隨之變得不被重視。
列維認爲，實際上，先天性免疫的方向與獲得性免疫的方向是同等重要的。“一些人多次經生殖液乃至血液途徑暴露於HIV卻並未被感染。是什麼因素給了他們保護?”列維問道，“再者，一種滅活疫苗在預防貓的慢病毒感染上起到了作用，這種疫苗顯示出了用於預防馬傳染性貧血的前景。這條路線是否對HIV有用?”馬傳染性貧血是發生在馬匹中的一種病，其與艾滋病有諸多相似之處。
在尋找艾滋病治癒方法的道路上，研究者們採取了各種不同的路徑。但列維指出，其中“一個流行的策略並不是建立在堅實的實驗基礎上的”。這個策略，是研究者們設法通過激活休眠的HIV病毒來殺滅它們。
艾滋病治療中的一個巨大挑戰，就在於大量的HIV是可以在免疫細胞中呈休眠狀態的，它們分佈在病人全身，免疫系統無法識別，而治療一旦停止，它們就會全面反攻。一些研究者認爲，如果能夠激活這些休眠的病毒，讓它們複製HIV，那麼免疫系統就可以識別出它們;同時，它們一旦製造出新的HIV，被感染的細胞就會死亡，其他的醫學干預則可以殺死病毒。
不過，列維認爲這種策略缺乏科學基礎。“對HIV的初步研究顯示，病毒的複製並不一定會帶來細胞的死亡。”他說。
對於一種能夠將自身嵌入細胞基因中去的病毒，如何能夠殺滅它們，這個挑戰需要研究者更多的理解。這是列維強調的最後一點。他認爲，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方向，仍然是提升免疫系統的響應。現在已經有研究者在用基因編輯的方法來模仿“柏林病人”的狀況。
2008年，一位名叫蒂莫西·布朗(Timothy Brown)的HIV感染者被報告在經過兩次幹細胞移植後，艾滋病被“治癒”了。他被醫學界稱爲“柏林病人”。移植手術中的捐贈者，是一個對HIV免疫的人。
“(基因編輯)這種策略可能會帶來對HIV的長效控制，就像在健康的長期生還者身上看到的那樣。”列維說，“在這種情況下，病毒的複製和它的潛在的有害影響可以被避免。根本上來說，被感染的人是‘功能性治癒’的。”
識別“抗病毒因子”
“我所說的這幾點對於中國來說都很重要。”列維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他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艾滋病顧問。“我很擔心人們的主要前進方向沒有在以免疫爲基礎的療法上。”他說這是他整篇文章所重點強調的，“顯然，如果製藥公司能夠觀察長期倖存者，然後利用這些信息來研發免疫學的療法，那會是非常好的，我覺得那會比現在的抗逆轉錄病毒療法的毒性低很多。”
“因爲免疫系統是複雜的，大多數公司不願意投身這個領域，而更願意僅僅研發新的抗病毒藥物。”他繼續說，“製藥公司需要認識到的是，如果他們去理解免疫系統，那麼他們的方向就不單是針對HIV感染的，還會包括其他病毒感染以及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
列維自己的實驗室目前正在試圖找到CD8+細胞所釋放出的“抗病毒因子”(CAF)。這些蛋白的量非常小，是皮克(10的負12次方克)量級的，如果沒有幾公升的材料，那麼連質譜測量也無法找到它們。“以實驗室所培養的免疫細胞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列維說，“但我們仍然在取得進展，希望能夠識別出這種蛋白。”
